最近在跟一个师妹玩造人游戏，造一个女人，从她出生到她100岁死亡。一个女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去书写?我们不知道，毕竟我们都才痴活了二十几年，所以我们造这个人造得很吃力，好不容易把她造到八十几岁，却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了。一个女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去书写呢?我们且来看一个真实的女人的一生：
1926年，她出生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大家庭里，排行第七，乳名就叫阿七。
1937年，她十一岁。她家就在祖庙附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里是整个佛山最繁华的地段，政客骚人云集于此。时代动荡，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那些在大街上喊口号的人让她觉得很好奇，很多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进了洋学堂，那也让她觉得好奇。但是爸爸不让她去，她便只能呆在家里。爸爸爱抽烟，她家所有的男人都抽烟，大妈也抽。烟，也让她觉得很好奇。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偷偷学会了抽烟，并且此后一生她都再也离不开烟。
1939年，她十三岁。她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街道上突然多了好多日本人，他们看见年轻的女孩子就要追，这让她觉得害怕。爸爸告诫女孩子们不要随便到街上走，她便乖乖待在家里。其实在家里也很快乐，整天跟妈妈姨娘姐妹们拼台打麻将，收音机里放着她爱听的粤剧。一切都很好，她喜欢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外面再乱又如何，只要关上门世界便是安逸的。
1944年，她十八岁。这一年她家里来了一个姓童的男人，那是个来佛经商的客家人，大家都叫他阿文。他三十来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他会说粤语，而且他还会写很漂亮的毛笔字，用左手写。“你为什么用左手写字呢?”她很好奇。“哦，原先我也是用右手写字的，后来跌了一跤，便只能用左手写字了。”他笑着向她解释，那笑容很温暖很儒雅。她看着他，心里有股软软的东西在涌动。那是什么，她不知道。然后他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字，她的心开始乱跳，那是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她的脸红了。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爸爸把她叫到跟前，说：“阿文跟我说他喜欢你，想把你娶进门。现在世道很乱，他家底不错，也许能给你幸福。”她羞红了脸，心里是愿意的。于是，她便跟着这个男人离开了家，来到了一个她之前从未听过的小山城。这个小山城叫做兴宁，他们住在一个叫童屋的地方，这里的人都说着她听不懂的客家话，而且她马上发现她被骗了，原来他已经有两个老婆了，她来到这里只能做他的第三房姨太太。十八岁，她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做了小，她学着说她之前完全不懂的客家话，学着做人家的儿媳，学着跟另外两个女人分享她的丈夫，学着做别人的孩子的娘。她心里很苦，她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她爱他，他也说他爱她，她相信了。
（山村阅读配图）
1945年，她十九岁。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儿子。她终于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似乎也终于有了跟婆婆，跟另外两个分享她丈夫的女人，跟世俗的眼光，跟命运抗争的筹码与资格。
1949年，她二十三岁。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山城，但时代的变迁，格局的动荡依然影响到了这里。这里的人管国民党叫白军，管***叫红军。人们说红军要来这里了，要把白军都赶跑。某一个晚上他抱着她，对她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我有一个白军朋友，他可以带我们到香港。但是去香港的船票不多，我打算只带你跟我们的儿子走。”她很开心，不仅因为她可以去香港了，可以从此摆脱低声下气做人的命运，更因为她发现原来她从来没有输过，丈夫的爱从来都只有她一人独有。她迅速地也是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了一切，单等着去香港的日子——那个幸福开始的日子——的到来。终于有一个晚上，那个白军朋友过来了，他对她说他们必须马上走，要不就来不及了。她便立即去找丈夫，可他却在赌场上。他这人什么都好，不抽烟不喝酒脾气好得跟温水一样，却独独一个缺点就是嗜赌成性。那天他一直在输，他赌红了眼，她怎么也拉他不回。于是那个白军朋友独自去了香港，而他跟她却只能继续待在这个小山城。然后红军真的来了，解放了，什么都不一样了。红军取代白军掌管了政权，这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坏呢?她不知道，心里却是隐隐有了忧虑。
1950年，她二十四岁。红军得了天下，贫农翻了身，富人糟了秧。他家头上几代确实大富大贵过，但是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衰落到只能用尚可来形容了。但是新政权不管这些，方圆几百里就这家最富有了，于是他们便毫无悬念的被打成了地主。就在这一年他们被抄了家，什么都被搜刮走了，连同她从佛山老家带过来的一点嫁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就连他的一张巨幅相都被人摔在地上，揉成碎片。他，他富贵了一生的老母亲，他的三个老婆，他的很多个孩子，全都只能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毁了他们的家。
1951年，她二十五岁。苦难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变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童屋人世代以编织草席为生，他们便用仅存的一点地儿种上了席草。她学着织席子，学着干各种农活。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不再是养尊处优的佛山大小姐，也不再是尊贵的童家三太太，她只是一个贫苦的农妇，一个人人都可以唾骂的地主婆。
1952年，她二十六岁。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他更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他们无法抚养更多的孩子，于是他们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别人做童养媳。
1958年，她三十二岁。儿子在学堂里念着高小。学校就在文峰塔旁边，而文峰塔周围的那块地儿就是几十年前她丈夫的爷爷买来做童家祖坟的地方。这一年，一群心术不正之徒盯上了这块地，认定从这块地上能挖出一笔丰富可观的陪葬品来。于是某一天，儿子一放学回来她便听到他惊恐的声音：“爸爸，我今天看到爷爷的棺材了!他们把爷爷的坟给掘了!”孩子的父亲在一边捶足顿胸：“这帮畜生!他们连死人都不放过!”她赶紧止住了他的话，然后两个人相泣无声。
1959年，她三十三岁。儿子快高小毕业的时候，老师来家访了。老师说：“你们儿子读书不行啊，你们童屋跟他同一届的人当中就他成绩最差了，要考上初中实在太难了。”她听了心里很难过，她知道儿子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用功，而是他根本没时间读书啊。队里有了规定，不让任何人买他家的草席。他们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只好让儿子晚上偷偷把草席拿到城里去卖。他晚上得不到休息，第二天白天便没有精神上课，所以成绩才会差。她咬咬牙，不再让儿子晚上出去卖草席了，她让他好好复习功课。儿子很争气，顺利考上了初中。而且他是童屋所有与他同一届人当中唯一一个考上了初中的。
1958—1960年，她三十二至三十四岁。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人们看中了他家那个大厅堂，便把这里当成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他们一家人都被赶了出去，挤在三间阴暗潮湿的小房里生活。
1961年，她三十五岁。这正当是中国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苦不堪言，他家更是苦上加苦。这一年，她夭折了一个孩子。也是这一年，儿子初中毕业了，可是因为他是地主成分，队里便不给他分配工作。他只得自学木工，做了一名木匠。
1965年，她三十九岁。宁江河发了大水，整个横湖都被淹了，童屋也不能幸免。大水把一切都淹没了，她的家也到处都是水。所有的男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派去守大堤。她们这些妇人跟着一帮老人孩子跑到文峰塔上避难。她很害怕，从来没有过的害怕。还好，大水很快退去了，他们一家人都平安。
1966年，她四十岁。文革开始了，他们的日子更苦了。他们不仅是地主，她丈夫更是地方首屈一指的文化人。而她，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地主的小老婆，是所有被唾弃的人中最被唾弃的一个。他和她被扣上斗篷，绑到大街上被众人批斗，人人都可以对着他们吐唾沫。有时候这样的批斗一天都有好几回。
1967年，她四十一岁。此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但这一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生活太苦了，她不想再要这个孩子。于是她想了很多的办法，吃了很多所谓可以堕胎的药，可是都没有用，肚子还是一天天大了起来。到最后她终于死心了，她想既然这个孩子跟定了她，要来到这个世上受苦，那就顺其自然吧。这年秋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一年成了她的一段佳话，因为这一年她的大女儿也生了孩子，她做了人家的外婆。而且同年，大房的儿子也生了一个女儿，她也成了人家名誉上的阿婆。三种身份的重叠，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她不知道，至少是她没有什么喜悦感，因为生活实在太苦了。
1974年，她四十八岁。苦难的生活仍然继续，小儿子一天天长大起来，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她丈夫是个文化人，认为生活虽苦，却也不能短了孩子的教育。小儿子入了学，但是他不快乐，每个同学都骂他是地主崽。他脾气很犟，他会跟同学打架，不听老师的课。而大儿子呢，已经二十九岁了，可是因为家庭成分太差，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1976年，她五十岁。人人都知道这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个伟人，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她也很悲痛，非常悲痛，但却不是因为那三个伟人的逝世，而是因为这一年她的丈夫，那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永远离她而去了。此时，她的大儿子已经三十一岁了，依然娶不到老婆。而小儿子，才不过八岁!丈夫死了，她摇摇欲坠，感觉天都要塌了，可是她的小儿子才不过八岁!
1977年，她五十一岁。文革结束了，他们得到了平反，属于他们的房屋也重新要了回来，她也似乎已经不用再被抓出去批斗了。这一年，她的一个哥哥病危，唤她回去探望。她便带着小儿子回了佛山。三十三年了!当她再一次踏上故土的时候已经三十三年过去了!她的心有多么的痛!当年她离开家的时候才不过盈盈十八，哥哥还是个美目少年。连年的战乱与灾难，让她隔了三十三年后才能再踏故土，而再见故人面时她已年过半百，而哥哥更已是垂危老人!
1978年，她五十二岁。为了挣更多的钱供小儿子读书，她便每天等大儿子做木匠放工回来之后一起打草席，总是要打到很晚很晚。她岁数大了，敖久了夜眼睛就开始不济，得了白内障。一开始只是疼，到后来有一只眼睛便再也看不见了。为了保住仅剩的另一只眼，她每晚睡前都要滴一滴眼药膏，如此便滴了几十年。
1979年，她五十三岁。这一年，大房的儿子带着大房一家人搬去了云南居住。二房的两个儿子也带着一家人搬去福建。她的女儿们都已经出嫁，曾经偌大拥挤的家一下子就只剩下了她和两个儿子。
1980年，她五十四岁。改革开放了，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召唤着所有的年轻人。这一年，小女婿被调到深圳大学当教授，女儿一家人都搬到了深圳定居。女儿写信告诉她，深圳发展有多么多么的迅猛，人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富足的。是吗?她不敢相信。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生活，她几乎已经不再敢相信所谓的幸福了。
1982年，她五十六岁。大儿子已经三十七岁了，终于这一年有个贫苦人家的二十一岁女孩子愿意嫁给他。儿子终于成亲了，但是她跟儿媳相处得很糟糕。
1983年，她五十七岁。儿媳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儿。她有点不高兴，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女，所以她还是很疼这个孩子，成天抱在手里。
1987年，她六十一岁。她的一个嫁到广州的小姑子病危，唤她前去照顾。她便在大儿子的陪同下去了广州，途中经过了越秀公园。孩提时她就听说广州的越秀公园很大很好玩，于是他们便进了这个她向往已久的公园。他们去看了五羊雕塑，雕塑旁有人在唱粤剧。啊，她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粤剧了，甚至她都已经不会讲粤语了。这粤剧的歌声一下子就把她拉回了幼年时代。仿若她还住在佛山老家，还关着房门跟妈妈姨娘姐妹们搓麻将，满屋子的烟味，搓牌声，咿呀的粤剧歌声。那种醉生梦死无忧无虑的日子，在经历了几十年苦难生活的她回想起来愈发显得梦幻迷人。她痴痴地站在五羊雕塑旁痴痴地听着久违的粤剧，忘记了时间的流动。儿子已将越秀公园转了几个圈，却发现她还痴痴地站在原地听着粤剧歌声……这一年她终于跟大儿子儿媳分了家，但即使分了家，他们还是毗邻而居，与儿媳间的各种摩擦和争吵还是不断。
1989年，她六十三岁。丈夫的坟地终于从文峰塔下迁回了童屋的竹林，她感觉离他近了一些。此后的每年清明，她都会跟儿子一起去祭拜他。
1991年，她六十五岁。这一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特别安静，儿媳回娘家去了，大的孙女也上学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孩，就是她第三的孙女，叫做阿婷。她不喜欢她。大儿媳已经生了四个女儿，这让她非常厌恶，连抱也不肯抱一下这些孩子。但是她的小儿子却似乎很喜欢这个小孩，成天带着她出去玩。总是放工一回来就说：“妈，我带着阿婷出去转转。”然后就把孩子抱上自行车，吹着口哨踩着车子出去了，而且总是要到很晚才回来。终于某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儿子已经二十五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他每天这么出去是不是在处对象啊?她试探着问儿子，儿子支吾不语。她便又去问小孙女，“你叔叔今天带你去哪玩啦?”孩子很兴奋的答道：“我们去公园啦。”她接着问：“那你们都跟谁在一块儿啊?”小阿婷眨巴着眼：“好多好多人，还有好多碰碰车。”她又问：“那你们还去了哪?”小阿婷拍拍手：“叔叔带我去了爸爸的工地，那里好黑，我找不到爸爸。”
1992年，她六十六岁。小儿子终于成家了，她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
1993年，她六十七岁。小儿媳生了个女儿，她又有点不高兴了。大儿子生了四个都是女儿，小儿子总得留个后吧，她这样想着。这年秋天，大儿子家失了火，他们的房间被烧成一片焦黑。还好火势得到了及时的控制，他们的房子并没有被烧塌。火灭之后满房间都是水，那些烧剩的鞋子衣物就在水上漂啊漂。她的四个孙女都躲在厨房里无助地哇哇大哭。
1996年，她七十岁，她已经是六个女孩子的祖母了。她盼着有个孙子，还好，这一年她的愿望终于成真，为了给孙子取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她特意去烧香算了卦。
1999年，她七十三岁。小儿子在他们的一块田上建了一所房，他们搬家了。她终于搬离了那间她待了几十年的阴暗潮湿的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家。
2000年，她七十四岁。国家明令从这年起禁止土葬，开始实施火葬制度。一时间便有很多的人跑到文峰塔那里挖骨头，谁也不知道挖到的是谁的骨头。她暗自庆幸，还好，他的骨头已经迁回来了。
2003年，她七十七岁。在深圳的女儿邀请她过去玩几天，她便带着小孙子去了。深圳真的很发达，到处都是车子，都是高楼大厦，比当年的老佛山祖庙街还要繁华。她在那里重新玩了她几十年没有再玩过的麻将。她从深圳回来之后对孙女说：“我想不到啊，想不到有一天生活真的会变得这么好!”
2004年，她七十八岁。最小的孙子也念书去了，她开始变得寂寞。生活终于可以无忧了，可是该干点什么好呢?她开始跟一些年轻的人们打麻将，她是童屋唯一一个打麻将的老人。她喜欢打麻将，无所谓输赢，光是搓牌的声音响起来就让她觉得快乐。仿若几十年前她在佛山老家里一般，搓麻将的时刻最是安逸。
2008年，她八十二岁。她第三的孙女去了佛山读大学。她在电话中跟孙女说：“我老家就在佛山祖庙那条街上。”孙女告诉她，她们学校离祖庙并不远。她听了很高兴，心里隐隐有了些期待。她又怀念那片故土了，怀念那段安逸无忧的少年时光。
2010年，她八十四岁。这年初她第三的孙女阿婷带回了一袋盲公饼给她。这是佛山的特产，她小时候经常吃。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东西，她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她的儿子却在一旁嗤之以鼻，“这饼有什么好吃的?”他不知道，其实她吃的不是盲公饼，而是家乡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这个寒假，阿婷在地方的一家电台实习。孙子翻出一部收音机放在客厅里听，她也跟着听。有旁人过来串门的时候，她就乐呵呵地说：“收音机说话的那个人，是我孙女!”这年四月末，她突然犯了心脏病。她很迷信，她说今年是她本命年，或许她过不去了。她拒绝看病，拒绝住院，儿子们怎么劝她都不听。孙女阿婷便说：“奶奶，您别急，病是一定要看的。这样吧，我去祖庙替您烧烧香，求个平安符过来。您乖乖看病，很快就会好了。”然后，阿婷真的赶在她生日前去了祖庙，拍了好多祖庙的照片，在祖庙内的，还有祖庙门口那条街的。祖庙里不可以烧香，阿婷便去祖庙旁的灵应寺烧香，求了平安符还有护身玉，寄回给她看。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祖庙，在照片里。她对阿婷说：“祖庙变化太大了!”也许是心理起了作用，她的病果真好些了，她的儿孙们都松了口气。但是到了这年八月，她的病迅速恶化，终于在这个月的第7天，她走了。临走前，她的小儿子把她背到童屋祠堂里，她看着满祠堂围着她的人，她的头脑很清醒，她对那些人说：“辛苦了，坐下来喝杯茶吧。拜拜了。”她告诫她的子女们：“兄弟姐妹一定要和和气气，不能叫别人看不起。”然后她环视一周，突然觉得缺了点什么，于是她问：“读大学的回来了吗?”她好像听到了回答，又好像什么也没听到，终于她什么也听不到了。她的葬礼还算隆重，除了大孙女有孕在身不能回来，她所有子孙都围绕在她身边，挤满了童屋祠堂。就连二房的女儿也过来为她披麻戴孝。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她真实的人生。她是我的奶奶，我就是她第三的孙女阿婷。她活了八十四岁，按农村人的习俗以虚岁计数，她算是活了八十五年。她吸了七十几年的烟，她守了三十几年的寡，她用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看了三十余年，她养育了五个子女。甚至在她走后也还留下一段奇闻：她死在立秋前后，死讯一传出，方圆几百里的人们都奔走相告：“赶紧去买***!童屋死了一个属虎的老人，今年是虎年，秋老虎凶得紧!秋老虎凶得紧!买虎一定错不了!”
这就是一个女人真实的一生。她活得很平凡，但把她的人生写下来，也可算是一部传奇。有一个成语叫做“盖棺定论”，意思是说，必须要等到一个人死了，棺材都盖上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评论ta的一生好坏是非与功过。奶奶已经过世两年了，所以我可以写写她的一生了。她很平凡，她有很多的缺点，也有很多的优点。她享过福，也吃过很多苦。她很渺小，但她的人生也会烙上时代深深的印记。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生，必定会充斥着各种如意以及不如意，生离死别，你想要的以及你不想要的。再回来看看我们现在玩的这个造人游戏，我们都不过才痴活了二十余年岁月，如何能够想象未来几十年漫长的人生路呢?一个再渺小的人生也会烙上时代的印记，我们又如何能预测得到未来时代会有怎样的变迁?也许世界末日真的会到，也许战争又会爆发，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人人都可以搬到火星上去住，也许……可是谁又会知道呢?
在奶奶那个年代的女人，一生中零零总总归结起来无非也就是围绕着丈夫和孩子。而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女人，除了丈夫和孩子，还多了一样叫做工作的东西。也许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求生存，还可以是为了追逐梦想。女人也有追逐自己梦想的权利。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不用遭受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在过去十几年的时光里，我们都呆在学校过着一种近乎重复的生活。而未来的几十年间，我们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无法预料，谁也无法预料。就像两年前的我怎么也不会料想到我会就这么病上两年。这一年快到底了，我无法预料来年。也许来年会变好，也许来年会更糟，谁知道呢?对于未知的东西，心里总隐隐会有些害怕，但还有另一种东西也在暗暗涌动，它叫做期待。
【题外话】：这两天出去转了一下，心里突然多了好多的感慨。这里已经不再是爷爷奶奶那个时代的小山城，这个城市虽然小，但人口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经济越来越繁荣。它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就像童屋，不久的将来，它也要被拆迁了。我们祖祖辈辈的家，它要消失了。而我，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座小城，去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这里与我有关联的人，与我有关联的记忆，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或许在未来几十年间，我都不会再踏上这片故土。而等到我八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儿孙们从我的故乡给我捎来了一包客家特产，我重又吃上了家乡的味道，或是酿豆腐，或是我最爱的萝卜版，或是一瓶甜甜的客家娘酒，我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然后儿孙们拿来一张他们拍来的文峰塔的照片，告诉我说，童屋再也找不到了，能找到的只有文峰塔了。我拿着那相片，老泪纵横，念道：“文峰塔变化太大了!”到那时，我的一生也该到头了。总会有到头的那一天。只是从这一刻到那一天，这中间我还要经历怎样波折的人生?我不知道，我害怕，但我也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