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志农是个悲观的人，“看的太多，怎么能不悲观?但事情还得做，做总比不做好。不管是5年，还是10年，或者15年，尽力做下去。” 奚志农拍过多少野生动物的照片，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这位国内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对其中两种动物记得最清楚，这两种动物让他成名，他也让这两种动物的命运走向拐点，一是滇金丝猴，二是藏羚羊。8月，在云南大理家中，奚志农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穿着迷彩服，戴着迷彩帽，好像随时要准备进山拍摄，他还回忆起1995年为保护滇金丝猴的家园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免遭商业砍伐而奔走呐喊，回忆起1997年第一次进可可西里跟踪拍摄藏羚羊偷盗时的震惊与愤慨。 进山拍摄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奚志农却日渐悲观。“看的越多，了解的越多，难免悲观。”刚结束北极之旅的奚志农告诉记者，同行一位知名学者一席话让他印象深刻也让他产生共鸣：在中国，要做微小的事。“一点点地做，做总比不做好。”正是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下，孤独拍摄野生动物很多年的奚志农几年前创办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期待让更多的人加入，一起实践“用影像力量推动自然保护”的信念。滇金丝猴家园因他的奔走呼吁保住
“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掉，为什么一定要毁在我们手里? ”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收到的礼物中有一幅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照片——母猴抱着小猴，让人感觉温暖又心生怜悯。去年，在上海世博会万科馆内，第一个展厅就是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纪录片。 1992年，奚志农进入云南省林业厅宣传处工作。那一年，时任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专家的龙勇诚启动了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生物学研究项目。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生活在滇藏交界的雪山中，目前数量有1700只左右，主要集中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 龙勇诚的研究小组第一次进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就拍到了滇金丝猴，令人鼓舞。当年11月，奚志农就进山拍摄。然而，进去一个多月都没拍到猴子。“那时候做梦都梦到猴子。”奚志农追踪的滇金丝猴种群有170多只，活动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滇金丝猴非常害怕人类，活动范围又那么大，找寻的难度可想而知。”奚志农在原始森林走得筋疲力尽，几次濒临绝望。虽然，一咬牙又迈向下一个山坡，但最终奚志农还是抱着遗憾结束了第一次滇金丝猴的拍摄。 1993年9月，他再次进山，和同伴背着相机，把猴子可能活动的区域寻了个遍，依然不见它们的踪影。“那天天色已晚，我们正返回营地，爬上最后一个坡时，突然发现了新鲜猴粪。”猴子一定就在前面!奚志农和同伴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山上冲，用20多分钟爬了400米高度，看到对面山坡上一只大公猴正端坐着啃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身旁，其中一只还抱着可爱的小猴子，旁边还有另外两只小猴子。奚志农赶紧架好摄像机，磁带转动，泪水却模糊了视线。两年了，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滇金丝猴。 1995年5月，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云南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南侧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那里正是滇金丝猴和其它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听到消息后，奚志农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找到环保作家唐锡阳，一起致信时任国务委员宋健。他还联系了众多国内知名媒体，共同加入这场滇金丝猴的家园保卫战。 最后，原始森林保住了，奚志农却不得不离开云南省林业厅。“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再不离开，就要连累很多同事。”如今回忆起那场“战斗”，奚志农的言语间依然有无奈、愤怒，为了人的利益，野生动物难道要被赶尽杀绝?被猎杀藏羚羊尸体被他公诸于世
这些血淋淋的画面在央视播出后，普通人第一次全面了解了藏羚羊的现状和盗猎的猖獗，反响强烈。 奚志农出版的画册里，除了滇金丝猴，最多的就是藏羚羊照片，它们漫步在可可西里的照片美得难以用语言形容，而它们被残害的照片则令人愤慨。1996年，离开云南后，奚志农加入央视《东方时空》，成为一名记者。 1997年12月，奚志农有机会深入可可西里，随追捕盗猎者的“野牦牛队”拍摄。回忆起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拍摄的20多天，他特别感慨，更遗憾“野牦牛队”后来解散了，兄弟们各奔东西。通过他的镜头，堆成小山的藏羚羊皮、藏羚羊死后圆瞪的眼睛、角上的子弹洞、带血的头颅……这些血淋淋的画面在央视播出后，普通人第一次全面了解了藏羚羊的现状和盗猎的猖獗，反响强烈。 其实，国际知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藏羚羊生活区进行考察后就揭露：沙图什披肩的绒毛来源于对藏羚羊的盗猎。而卖沙图什披肩赚取暴利的商人却一直在编造谎言，他们收集的只是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 1998年夏天，已经离开央视成为自由摄影师的奚志农参加了对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再度拍摄到了被打死后的藏羚羊照片，真可谓“惨不忍睹”。2006年6月，奚志农再进阿尔金，当时他发现了盗猎者留下的踪迹，同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不信：“夏天怎么会有盗猎者?通常都是在冬季啊。”但是，追踪这些痕迹后，一堆血淋淋的藏羚羊尸体横陈在考察队员面前。“冬天是藏羚羊交配的季节，对外界警惕性比较低，盗猎也因此多发生在这个季节，而夏天也发生盗猎，可见对藏羚羊的偷猎到了什么程度。” 妻子史立红也参与了藏羚羊的保护。“史立红当时看到印度有一份关于藏羚羊和老虎交易的报告，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夫妻两人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保护藏羚羊。据说，曾是《中国日报》记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联络主任的史立红因仰慕奚志农而与他结合，后来辞职，夫妻两人共同“战斗”。
用影像力量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常年在野外工作，奚志农的皮肤黝黑，可说话的声音却完全没有野外的粗旷感，很温润。奚志农从小就很喜欢鸟儿。“小时候养过一只还没睁眼的麻雀，每天给它喂苍蝇，后来只要我一吹口哨，它就会停在我肩膀上。”奚志农说，他还用做教师的妈妈改作业的红墨水，把小麻雀的头染红一点，觉得真有趣。 1979年，15岁的他看到鸟类学家郑作新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致全国青年的一封信”，激发了他搞野生动物摄影的理想，“信中介绍了郑老师和他的学生所做的一些研究，以及鸟类亟待保护的现状。”至今，奚志农仍记得信中的大概。 1983年，19岁的奚志农参加了科教片《鸟儿的乐园》的拍摄，那是他第一次跟随摄制组在野外工作，对他触动很大。当时，摄制组从动物园请了位技师，让他先抓鸟，再理顺羽毛，然后拴在树上，让鸟暂时不动，再拍摄。“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拍?”奚志农决定学会拍摄，而且一定要拍自由飞翔的鸟。 1989年，奚志农进入昆明教育电视台工作，策划、拍摄和制作了多部环保专题片，引起人们对盘龙江水恶化和鸟类保护的关注。1990年，他成为央视《动物世界》的摄影师。此后的几年，他几进几出央视，拍摄了大量珍贵影像。 这么多年来，奚志农穿梭于一个又一个自然保护区，每次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坡，体力几乎耗尽，却还没有拍到满意的图片时，也有过绝望，但一咬牙坚持过来，又似乎看到了希望，但他终归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而在中国又是那样难以拍到好的野生动物照片。2002年，奚志农和妻子从云南回到北京，创办“野性中国工作室”，提出的口号是“用影像保护自然”，以拍摄野生动物为主要工作。2004年，又创办“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希望更多人能加入拍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拍野生动物的国度。”奚志农说，一方面因为我们的野生动物不多，更因为千百年来，我们总是去驱赶动物，而不是善对动物，它们见到我们怎能不躲，怎么不怀着戒备之心?在加拿大的一次拍摄让他印象深刻，他人生第一次拍到3万只雪雁同时起飞的镜头，“任何人，只要按照摄影手册说明，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就能拍到那个画面。国外的自然保护区建立这么多年，人和动物真正和谐相处。” 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迄今培训了400多人，主要是来自各个自然保护区的基层巡护人员。资金问题不时困扰着训练营，在今年之前，训练营一直坚持对学员免费，奚志农拉来赞助，捐出自己代言摄影器材的代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