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阅读条件的好转,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更加广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时常涉猎。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他很欣赏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逄先知在《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一文中也说过,中国佛教的几个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曾经读过。“对于禅宗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泽东更注意一些。”
慧能(638—713),禅宗六祖。《六祖坛经》记载了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示门徒的言教。毛泽东为什么对慧能的思想比较关注呢?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对与会者介绍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
慧能著名的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典型地体现了其唯心观点。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这样就可以解脱苦难。林克回忆:毛泽东说,慧能的四句偈语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神秀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慧能的这四句偈语就是针对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请人代书的。他们两人的偈语都是因弘忍选择接班人而作。比较起来,弘忍更赞赏慧能的体悟,于是选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
站在哲学史的高度对佛教历史典籍进行评价,是毛泽东读这类宗教著述的特点。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中写道:“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对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给予肯定,认为他的佛学文章“已如凤毛麟角”,因为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来研究。再如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他还认为“柳子厚(即柳宗元——引者注)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除了从哲学史的高度谈论慧能的佛学思想外,毛泽东还注意到慧能思想的大众化特点,进而对佛经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划分,认为慧能的《六祖坛经》“是老百姓的”。这种看法确实令人耳目一新。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却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
据《六祖坛经》载:“惠(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慧能原本是一个家境贫苦、出身寒微的老百姓。毛泽东说他的佛经是为老百姓的,可见与他的家庭出身也是有关系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还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了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另外,据林克回忆,毛泽东还谈到过慧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
毛泽东对佛教和六祖慧能的评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任何思想和思潮,都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一切外国的东西传到中国后,都应当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作者张铁军,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