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 芳 王济林□
曾经最不愿干妇产科
孙袁直言自己曾经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妇产科。“大学时就特别不喜欢妇产科。实习时有接生的活儿，只要有同学愿意去，我都尽量让出去。”如今已是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的孙袁说起这些，都觉得好笑，“我小时候晕血，见到自己的血都晕，所以觉得常常见血的妇产科不适合自己，就盼着毕业后能去内科。”
但怕什么来什么。1978年，孙袁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老院长瞟了一眼1.62米的她（这个头在当时当地不算低），兴奋地发了话：“个子高，去妇产科。”
孙袁很绝望，当时就想改行，各种选择在脑瓜里转了数遍，老院长一声轻笑：“先去婴儿室干着吧！”
那真是一个新世界。一个个刚出生的小肉球，红彤彤、粉嘟嘟的，别提多可爱了。每天轮流给宝宝们洗澡、喂奶，看到的是家属喜悦的脸庞。这些美好的画面让孙袁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从对妇幼学科知之不深到熟练掌握各项操作技能，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白天忙满8小时还要加班加点，每隔3天再值1次夜班；24小时随叫随到，有了急诊整个人风一样刮过，卷起药品、设备就往外跑；谈恋爱先说明条件：“我是妇产科的，忙，家务事别指望，同意咱就处。”
孙袁干一行爱一行的劲头，同事都看在眼里。1995年，贵阳市公开选拔副县级干部，大伙儿撺掇她报了名。虎气十足的她也不怯，把自己对妇保院的思考、期待细细讲来，继而就被推上领导岗位，业务副院长一干至今。
跟患者“不打不相识”
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妇幼工作首先得移风易俗。贵阳市花溪区是苗族、布依族聚居区，上世纪70年代孙袁刚工作的时候，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生娃不讲究卫生。“有时胎盘下不来，就在脐带上栓个草鞋往外拽；孩子生不下来，就拿杠子压，产妇因此子宫破裂、感染。”孙袁经常借诊疗之机向当地居民宣传科学生育、入院分娩常识。对方听进去了，回去宣传了，她由衷地高兴；碰上讲不通的，她会急得发飙。
一名当地产妇被送来急诊，子宫破裂大出血，已经听不到胎心，孙袁催促产妇丈夫尽快签字救产妇。“当时他可能怕人财两失吧，一直犹豫着不签。”孙袁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对着小伙子就训：“你快签字，不签我明天就到法院告你。”事后，产妇平安脱险。孙袁正为自己压不住火儿懊恼，患者一家却先来道歉和致谢了。
一名39岁的产妇刚怀上孕，同时又考上了博士。“因为要念书就想把孩子打掉。”孙袁回忆，“我觉得她年纪不小了，再怀不容易，就没答应她，结果她跟我又是急又是闹。”最终，在孙袁的劝说下，这位女士带着孙袁开的证明休学一年，次年如愿入学。“后来她毕业后出了国，出国前还专门抱孩子来看我。”说到这里，孙袁欣慰地笑了。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多年，孙袁挽回了许多危重孕产妇的生命。在她的带领下，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已经成为贵阳市最主要的急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急救中心。
为提升整体业务铁面示人
比起自己和自己所供职的医院，孙袁更看重整个地区妇幼保健水平的提升。
2000年，国家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简称“降消”）项目在贵州省启动后，孙袁作为贵阳市“降消”项目专家组组长及省级项目专家组成员，结合临床经验，撰写了多项工作指南，指导推进保健人员规范工作。
立下规矩，就要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对此，当地基层妇幼保健工作者对她又爱又怕。爱的是，她为了项目总是尽心尽力。项目刚开始实施时，孙袁一分钱都能掰两半。不舍得花大价钱买产包，就买布自己做。她还常年到县乡村培训、考察，被称为“农民院长”。
同时，她雷厉风行、直率泼辣的作风也让人颇为忌惮。督导检查起来，看材料全面仔细，看完材料还有“附加考”：或到乡镇赶集，看到幼儿就问孩子妈妈的分娩和妇幼保健情况；或专门挑大半夜拨打妇保院急诊电话，看反应是否及时。
“有一次打电话没人接，孙院长火气上来了。后来当面把那个妇保院女院长批哭了。”一位专家组成员回忆。
孙袁的无畏和不留情面还表现在组织贵阳市孕产妇死亡评审工作中。她认真分析每一例死亡病例，务求客观真实。一次，修文县报告了一例孕产妇因羊水栓塞死亡。孙袁觉得这种情况的死亡率不高，有疑点。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当地路面被冰冻覆盖，车辆很容易打滑，但孙袁坚持实地调查，最终确认产妇死因是大出血。还有一次，某省级医院报告了一例“不可避免”孕产妇死亡。但经过孙袁认真核查，最终认定该院在救治时准备时间过长，延误了救治时机，是“可避免死亡”。
让孙袁高兴的是，贵阳市“降消”项目工作取得好成绩，该市孕产妇死亡率从2000年的110.05/10万下降到2012年的28.83/1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