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曾 光
中国甲型H1N1流感疫情两个月发生了不同变化，第一阶段只有输入性病例，无二代病例即本土发生的散在病例。第二阶段输入性病例造成二代病例的传播，以及国内本土发生的散在病例，但仍以输入性病例为主。第三阶段出现社区水平的H1N1流感暴发。中国每个阶段都有准备时间。第一阶段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就在为第一阶段做准备；第二阶段没到的时候我们就为第二阶段做准备；第三阶段是同样的道理。社区流行控制方案就是提前应对第三阶段的方案。这样做，第一可以让我们从容应对，第二让我们后发先至，学习其他各国应对的措施和教训。
历次流感大流行都不是依据确诊病例估计的，而且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中国这次应对H1N1的成果，第一个输入病例就被发现。
墨西哥的传播率是11.6~11.4，和历史上流感大传播差不多。到了日本，在学生中传播是12.8。在中国围堵的这个比例不到1，传播速度迅速下降。我们建立了应对机制，锻炼了公共卫生队伍。清朝康熙去围猎，把野兽当敌人打，野兽里有老虎也有兔子，但都一样打，就是为了锻炼队伍。
围堵是人类对传染病本能的反应，只要有传染病存在，围堵就有存在的理由。但围和堵是不同的概念，围住不安全的地方，堵住传播通道。这次面对甲型H1N1流感，中国采取先堵后围政策，前阶段主要是卫生人员忙，涉及的老百姓非常少。目前在口岸可以发现的患者有1/3~1/4，剩下都是进来后发现的。我们的围堵不局限于海关，由医疗卫生人员和普通老百姓共同组织起围堵。
这是人类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围堵流感，而且效果显著。中国的情况说明围堵是有效的。围堵不是百分之百堵住，而是把流行病高峰压下来，避免短期内冲击医疗系统和病房。
不能盲目地以历史教科书为依据，或者以国外“围堵不利”为依据，笼统地否定围堵作用。有人说如果现在都围堵住了，以后暴发更厉害。但现在不能放，因为放开后，弱势群体现在就会倒霉。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公共卫生措施不能明知道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还要执行，即使这个措施可以使大部分人受益。很多人说堵不住只是针对边境口岸而言，实际上我们形成了一个体系来堵，包括医院、疾控中心甚至普通百姓。
围堵可有效减少和减缓病毒的境外传入和境内传播，发现较高比例的输入性病例，早期病人得到及时治疗，边境检验为后续防治提供了信息。
如果政策出现调整，必须正确分析评价过去的政策和成绩。过去的政策有历史性，要客观评价。调整后的政策要更科学化、实事求是，有可操作性。调整不要带来新问题，不要调整过度。另外应考虑成本效益可持续发展，投入人力可承受。调整要注意人性化，把百姓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我现在觉得无论怎么调整，围堵政策都不能放弃，而且为了应对下一拨大流行，围堵及其政策法律基础应该保留。我不知道最后是否把甲类管理去掉，但一定要有围堵的法律基础。围堵需要法律基础，围堵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武器，我们不能放弃。
社区发生甲型H1N1流感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百姓更应该注重培养公共卫生行为，勤洗手、少聚会。提高公共卫生意识，出现症状的人，首先戴口罩。要告诉家人和周围的人现在患感冒，不要坚持带病工作。管理好家庭中的高危人群，照顾好自己。
（此为作者应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之邀所作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讲座。本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