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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专业，与真菌病较量了47年的廖万清，语气立即严肃起来：“目前知道的致病真菌有300多种，而我们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医学真菌学是一门重要的交叉、边缘学科。“而促使我将它定为自己主攻目标的，是一次难忘的诊治经历。”1979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积极进行了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事后，廖万清主动向医院提出到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走读生”。一年多时间里，他一步步地识别致病真菌的真面目。
一年之后，该院再次收治一例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43岁的孙姓患者，因头痛、发热、恶心被诊断为脑膜炎收治入院。然而，常规的抗生素治疗，在患者身上却难以起效。刚“充过电”的廖万清，立即采取抗真菌药物鞘内及静脉注射，降颅压，纠正水电平衡等一系列综合诊疗措施，逼退了病魔。3个月后，患者痊愈出院。
1985年，经国家卫生部批准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廖万清带领课题组率先在我国测定了隐球菌不同变种的DNAG+Cmol%含量，构建了新生隐球菌A型标准株DNA克隆库、确立了病情凶险的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并提出了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及研究，廖万清首次发现6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1982年起，廖万清教授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各类高危人群致病真菌的防治研究，明确我国肾移植、烧伤、放射伤等高危人群真菌带菌谱主要有11属28种，其中又以念珠菌和曲霉为主，采用针对性防治措施后，肾移植病人真菌感染率显著下降。
作为文职将军的廖万清，还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明确了各种真菌病的高发和非战斗减员因素，制定的防治措施显著降低了部队真菌病的患病率，对军事战备任务的完成及未来战争卫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报资深记者 陈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