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荣 刘泉
“精准肝切除。”4月19日，董家鸿教授在第七届中日肝胆胰疾病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提出了这一新理念。
董家鸿，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博士生导师、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他师出名门，是我国“肝胆外科学界泰斗”黄志强院士的掌门弟子。黄老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给年轻时的董家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他那时的“偶像”。当现在的董家鸿业已成为当今肝胆外科年轻医生们的“偶像”时，他说：“黄老传承给我们要献身医学事业的崇高信念，引领着我一直走到今天。”
攻克肝移植难关
我国是肝病高发区，每年有近30万人死于肝癌。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肝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也是难度最大的外科前沿技术，在国外发展较快。但在国内，还是一项起步不久的新技术，刚过而立之年的董家鸿，决心攻克肝移植难关。
那时要涉足肝移植领域，谈何容易，首先在医疗部门立项就很难通过。为了避开立项的困难，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这是一项世界性医学难题，切除之前要把肝脏移出体外，切除肝瘤后再将未受侵害的剩余肝脏重新安装于体内。这项手术当时仅有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医学专家做过四五例，国内尚无一例。
在仅有5万元大学青年科技基金的资助下，董家鸿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上阵了。他带领实验室的年轻人从医院报废的设备中找到了一台国产旧呼吸机、一台做生化实验用的国产转流泵、一套手术器械，又将原来的实验室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动物实验手术室，开始了他们的“肝移植”之旅。
刚开始，一连好几头猪，都死在了手术台上。董家鸿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原来是破旧的呼吸机发了“难”，导致手术中的猪因肺功能衰竭而死去。修好了呼吸机，转流、温度控制、抗凝血等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题接踵而来，他们也一个又一个地去攻关。当为第19只猪做手术时，实验成功了。那一刻，董家鸿心里激动无比，泪流满面的他和同伴们相互拥抱、击掌庆贺！此后，董家鸿又连续做活了10头猪。日趋成熟的技术为日后开展临床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他为此成为我国第一批开展临床肝移植的中青年领军人物之一。
“世界肝胆外科的一大创举”
层出不穷的疾病总在挑战着医者的自信。人体肝内胆管的解剖结构特别复杂，对位于肝实质深处并由肝动脉、门静脉和肝静脉三组血管紧密包围的肝胆管进行手术处理十分困难，很容易导致邻近血管损伤出血。因此，长期以来肝胆管一直被视为外科手术的禁区。
在黄志强院士的领衔下，我国胆道外科学已跃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人体右肝管结石的治疗仍然是医学上未能攻克的难题。在肝胆管出现结石后，肝组织会发生萎缩，肝门位置等解剖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病变肝脏和右侧膈肌、下腔静脉之间容易形成致密的粘连，解剖分离起来非常困难，手术存在很大风险。
在黄院士的悉心指导下，董家鸿对2000余例病例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首次阐明了人体右肝胆管在结石的状况下受累肝脏及肝胆管的病理特征，进而设计出“解剖性肝段切除”的治疗方法，使右肝胆管结石复发率由90%%以上降至10%%以下，治疗效果有了质的飞跃。
医学上通常把人的肝脏分8个相对独立的区段。以往通过外科手术治疗肝脏疾病时，肝脏最多能切除6段，也就是肝脏的6/8部分。这个极限还能不能突破？为此，董家鸿开始了新的探索。
某部战士小陈，在一次野外训练中突然昏倒，到医院急诊造影检查后发现肝胆管内有大量结石，8段肝脏中，除一段与肝蒂相连的肝脏尾状叶外，其余7段都已萎缩。对这位病情极为复杂罕见的年轻战士，若按一般手术处理，没有疗效；如采取超常规手术，完全切除已病变的7段肝脏，去除病灶，医学史上还无先例，手术将会存在很大风险。在战士父母、部队领导期待的眼神中，董家鸿决定进行新的尝试。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肝胆外科的文献，从中受到启迪。他认为，尾状叶具有独立的供血和胆道引流系统，如切除病变的7段肝脏，增生的尾状叶足以能维持肝脏的全部功能。根据人体肝脏具有强大代偿和再生能力的原理，他大胆地提出了只保留尾状叶做肝切除的手术设想。在制定了缜密的手术方案后，董家鸿亲自主刀为小战士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后，欧洲外科协会主席、法国巴黎大学肝脏中心主任Bismuth教授称其是“世界肝胆外科的一大创举”。
改写肝脏血流阻断的安全时限
肝胆外科手术时血流的阻断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医学界历来公认为20分钟，曾被认为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壕沟。董家鸿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动物实验，发现并证明：在常温下，肝脏耐受缺血的安全时限能延长，而且可达90分钟！从此，医学界关于肝脏血流阻断的安全时限被改写。这一重要理论创新为优化肝胆外科手术中控制肝脏出血的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8年2月19日，牵动首都媒体心弦的陈氏三兄妹的双供肝亲体肝移植手术在经过近16小时的“接力赛”后圆满结束。而完成这一奇迹的正是董家鸿所率领的解放军总医院肝移植团队。
经董家鸿主刀的手术几乎都是高难度的，越是困难的手术，越是别人做不了的手术，他越是身先士卒。某患者表白：“我是董家鸿主任调进301医院做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一例手术。当时有许多同事劝说他，刚到这里不要担这么大的风险，这对你的名声也不好，但是董主任毫不犹豫地做他人不敢做的事。”
如果说黄志强院士是肝移植团队的一面旗帜，那么董家鸿就是举旗人。
作为领军人才，董家鸿创用了多种肝胆外科新术式，带领肝移植团队完成了临床肝移植近700例，取得了肝移植后1年存活率90%%和5年存活率70%%的良好效果，在活体肝移植移植后胆道并发症的防治以及重型肝炎肝移植方面形成尤为突出的技术优势。与此同时，董家鸿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全肝血液转流及冷灌注下的离体肝切除术，填补了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一项空白，为提高进展期肝癌的手术切除率及外科治疗效果开辟了新途径。
现在董家鸿率领的解放军总医院肝移植团队包括肝胆外科、重症监护科、影像中心、肝病内科、麻醉科、手术室以及药剂科、输血科等部门、是一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精锐团队。
这是一支生机勃勃、敬业爱人、团结协作的研究型团队。他们立足于国际医学前沿，针对肝移植中的重要理论和技术问题，在广泛研读最新医学文献，吸纳国际最新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优化肝移植的治疗方案，在我国北方地区率先成功开展成人间活体肝移植，在国内率先开展活体双供肝肝移植，以及急症活体辅助性肝移植等重大新技术。他们创用了应用磁共振技术进行活体供肝“一站式”解剖影响学评估方法，极大地提高供体评估的效率，节省了评估时间和减少了医疗费用。他们针对重症肝病多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的难题，在肝移植围手术期应用持续肾功能替代治疗技术，挽救了大批濒临死亡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生命。
“董主任能够加入到肝胆外科，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跟着他干久了，他的一言一行自然影响到你，当创新的精神升华为一种智慧时，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下来，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喧嚣”。史宪杰，2002年1月出博士后工作站留在301医院，任肝移植主任助理、肝胆外科研究所副主任医师、教授，他在与黄老、董家鸿同台手术和不断的心灵碰撞中，史宪杰领悟到创新的境界。
两年的时间里，董家鸿所率领的总医院肝移植团队共完成临床肝移植手术200多例，技术水平和治疗效果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他们用精湛医术和博爱情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