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 胡盛寿
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独立建科始于上世纪40年代，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在循证医学发展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
美国胸外科协会主席Dr. Spray在2009年美国胸心外科年会上倡议要加强临床研究，以解决困扰胸心外科质量控制的难题。美国心脏协会主席Dr. Yancy也在心脏协会年会上表示，目前美国有近200万心血管病患者得到了遵循循证医学的治疗指南的治疗，使心梗、脑卒中发生率再创新低。遵循治疗指南制定治疗策略，需要熟记指南的内容。比起按照个人经验治疗，需要医生用更多的时间阅读大量文献，这会让一些医生感到麻烦。而现代循证医学的先驱Archie Cochrane曾说： “循证医学里有很多我们并不熟知的东西。但我们所不熟知的证据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远不及我们所熟知的个人经验。”这段有些拗口却意味深长的话，值得全体中国医生思考。
我们缺少什么
缺乏临床基础数据 早在2004年，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朱晓东院士便指出：“中国以循证医学为原则进行的远期大组随诊报告依然甚少。”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心外科手术例数均超过10万。与之不协调的是，对比欧美主要数据库（胸科医生协会成人心血管外科数据库，收集病例数超过220万例。欧洲胸心外科协会成人心脏外科数据库，收集超过20万例），中国尚没有一个完善的心血管外科数据库来收集基础数据。这个缺憾严重制约了临床科研工作的开展。
缺少循证医学临床研究 目前，我国心血管外科临床研究仅占全球总数的1.3%，且大多以单中心成功经验报道为主，缺乏临床对比或多中心合作研究，基于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更是空白。通过对心血管外科及循证医学相关关键词的检索，近10年心血管外科领域，随机、半随机、对照或注册研究中文文章仅有19篇。我国的胸心血管外科临床研究，尚处于病例报道及经验总结阶段，缺乏可提供循证医学Ⅰ类证据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或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
缺乏适合我国患者的指南 中国患者与西方患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基于西方人种所制定的指南并不一定适合于国人，而基于中国人群的指南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国心脏学会主席W. Douglas Weaver曾指出：“当我们谈及循证医学时，种族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很可能被忽略了。”如何通过循证医学研究制定适合国人的治疗指南，是需要中国医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做了什么
收集“心外”数据 为了收集中国心血管外科基础数据和基本信息，为临床研究提供平台，便于心血管外科临床治疗质量的控制，我们通过心血管外科协作网，联合国内43家心脏病诊治中心，开展了中国心血管外科注册登记研究。该项研究自2004年至2008年，累计收入35859个病例，其中登记数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手术信息及术后情况等方面，并与STS欧洲数据库接轨，方便中国心血管外科医师的使用。
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如何在每天繁重的临床工作中，调动各参与中心及外科医生的积极性，并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如何在多数参与中心缺乏共同的数据系统及电子记录系统的情况下收集数据；如何让数据库与欧洲胸科医生协会及欧洲数据库接轨，同时又能保证中国医生临床应用方便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建立风险模型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数据收集、监督与质控流程。数据中心首先对各中心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检查，之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双重数据输入，尽可能避免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录入误差。最后，通过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基本信息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从而进行循证医学临床研究，最终指导临床治疗。
通过该项注册登记研究中得到的数据，我们已得到多项循证医学证据用以指导临床治疗。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总结出了基于中国人群的心脏病风险评分系统（SinoSCORE），相关论文已在《Heart》及《欧洲心胸外科杂志》发表。通过对冠状动脉搭桥术与支架植入术术后效果的比较，及常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与目前流行的不停跳搭桥术患者术后情况的分析，会在今后的临床治疗决策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