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武清卫生局 崔世文
记得那一天，我接完夜班后到病房转了一圈，所幸病人的情况都挺平稳。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一位住院一周多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因用力而突然头疼、烦躁、血压升高。我立即为他进行检查，考虑再出血的可能。同时，调控血压、降颅压、止血，防止继发性脑血管痉挛。该用的方法都用过了，可病人不但没有好转，病情还在逐渐恶化，病人陷入昏迷。又积极抢救了几个小时，我们还是没能保住病人的生命。
当时正是凌晨时分，医院也还没有设立太平间，逝者只能安放在病房等待家人来接。病人的两个女儿都很年轻，显得很紧张、很无助。我帮她们做了简单的料理，并安慰了她们一番。回到办公室，我竟然没有一丝困意。遗憾、失落、自责，还有很多说不清的滋味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病人毕竟才50多岁，实在太可惜了。我开始回忆刚刚结束的抢救过程，看看每一个步骤是不是都正确无误。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病人的两个女儿轻轻走了进来，掏出200元钱，礼貌地表示要感谢我。我一边推搡，一边说：“我没能把你们的父亲救过来，怎么提得上‘感谢’二字？”其中一个女儿尽管一直泪流不止，但还是克制住情绪，很有条理地说：“医生治病治不了命。您已经尽到责任了，我们就要感谢。还有上次您上夜班时，父亲刚刚住院，也是头疼、烦躁得厉害。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没底，只能频繁地向您求助，让您一夜都没休息。即便这样，您也不烦。不像有的医生，我们叫门都不出来，不耐烦地嘟囔着‘这个病就是头疼’，然后顺着门缝扔出来一张药方就把我们给打发了……医生的好赖，谁心里没杆秤啊！”
她这一说我才记起，她父亲刚来那晚就是我的夜班。由于初次发病，病人不停地折腾，两个女儿吓蒙了，束手无策，不时把企盼的目光投向我。除了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我还要不断地安慰她们，同时教她们怎样让父亲舒服一点。
等病人的病情稍微稳定一些，我才回到办公室准备休息。可没一会儿功夫，她们就冲进来叫我去看看父亲。如此反复，只要病人有一点不适，她们就慌了手脚。我虽然详细解释了这种病的情况，但她们还是不能冷静对待，恨不能让我一直守着她们的父亲。当然，每次她们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我总是面带笑容。
“谁心里没杆秤”？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尽管她们遭遇了父亲突发重症，甚至在短短几天内病逝的打击，尽管她们的精神几乎崩溃，但直到她们拿着那200元钱离开时，我相信她们心里的那杆秤还是平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