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小英
我眼前摊着稿纸，正在抄写有关乡镇卫生院妇产科规范管理的材料。写到《产后出血的抢救常规》这一段时，我的眼前再度出现了那个曾无数次扰乱我心绪的影子。
屈指算来，事情已经过去整整11年了，那时我供职于南海之滨的一家卫生院的妇产科。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产房里来了一位产妇。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这是一位广东籍产妇。或许是因为生活的奔波和怀胎的辛苦，她过早失去了青春的靓丽。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告诉产妇，胎儿已经死于腹中。“不可能的，我没有什么反应。”她迟钝地回答，似乎完全不相信我的判断。
没有陪护，没有家属，产妇在20分钟后产下了一个妊娠7个月的死婴。“让我看一下我的孩子吧。”产后虚弱的她向医护人员请求道。没有人理会她。因为产后大出血，医护人员都在忙，量血压、下医嘱、打点滴、加压输液……两条静脉通道将一瓶瓶液体源源不断地输入她的血管，一支支注射器在她的臀部肌肉及手臂血管中注入抢救药品，出血缓解了，但失血却非常严重！
必须输血！我赶紧向她询问家属的联系方式。她摇头，声音很弱：“我不输血。我老公在广州，后天才回来。”顿了顿，她又说：“让我看一下我的孩子！”我没有理会她的请求，继续问道：“你老公那里有电话吗？”“没有。”“他在什么厂？”“我不知道……让我看一下孩子吧！”怎么会这样呢？“好吧，你别管孩子，好好休息，有什么不舒服就告诉医生。”我实在无可奈何，只有这样告诫病人。对于联系家属，我已经不抱希望。只是，我不忍心告诉她孩子真的死了，害怕她受到精神刺激而加重出血。
预交的医药费早用完了，血站买血得付现金。病情危重，我想让她转院，可家属又联系不上；请示主任，主任也做不了主；得请示院长，可院长的手机却一直占线。
血压再度下降，尿量也开始减少。再上升压药，使用利尿剂。然而这一切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望着那可怜的女人一筹莫展，只有极其被动地依靠着那一瓶瓶液体来维持她最基本的血液动力。直到看见她手背上的针眼出血不凝，我意识到死神正在向她招手。我不得不再次请求主任：无论如何，必须立即转院！院长终于回话了：“立即转院！”
救护车发出凄厉的悲鸣，不到5分钟的转院行程对我来说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上级医院的接诊医生是个40多岁的大姐，我向她汇报了病情，并将几张复印的医嘱单呈上。她瞥了一眼，皱着眉问：“家属呢？”我转过身去佯装察看病人，以回避她的问话，却听到随行护士的声音：“家属取钱去了，随后就到。”“哦，行了，你们可以走了。”
走出妇产科，我突然感觉就是自己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推向了死亡的悬崖。倘若在出血早期，我能果断地为她输上血，也许她不至于走到这一步。1000多元的输血费用，即便由我个人承担又如何呢？再退一步，假若我不是左请示右请示，而是及早将她转院，是否会出现另一番情形呢？
一切都没能挽留住她。她去了，就在那一天的傍晚，去得那么凄凉，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是在第二天上班时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护士长告诉我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仿佛又看见她躺在产床上，用微弱的声音一次次恳求：“让我看一下我的孩子吧！”我浑身一阵战栗：天哪，我竟没能满足她这个小小的请求！我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我却断然拒绝了一个生命最后的请求。
她去了，而我，却背负着“天使”的盛名，开始了永远的自责与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