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
在伟大祖国迎来60华诞的时候,回想自己的成长和作为创始人之一创立的我国肝胆外科的发展,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可以说,我个人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我们肝胆外科的每一点进步,都与伟大祖国息息相关。
小时候在外漂泊,祖国就是我心中的梦
1927年,母亲带着5岁的我投奔在马来西亚打工割橡胶的父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正读初中。当时,从国内来了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抗日形势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那时身在异国他乡,虽年龄不大,但特别痛恨那些欺负中国人的外国人,也特别希望祖国强大起来。
初中快毕业时,我和几个同学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给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捐了款。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回信,鼓励我们回国抗日!这让我们激动不已,回国的想法也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初中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父母为我做的去英国读书的安排,和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回国途中在越南西贡海关登岸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就跟那个验关的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为什么不让签字而让按手印?那个人对我吼道:你们是东亚病夫,不准签字!我当时气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只有屈辱地按了手印。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歧视!
为给祖国争口气,我逼着自己走上肝胆外科路
回国后,我们发现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我们去延安!参战抗日的想法不能实现,我和几个同学合计着,继续求学,就这样,进入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中学附中学习。
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并顺利被录取,开始走上医学报国的道路。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肝炎、肝癌的高发区,但直到1949年,中国还没有人能做肝脏外科手术。上世纪50年代,一位外国医学权威曾断言:“中国的肝胆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30年。”这句话让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样子让外国人看看!回到家里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就在灯下写出“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挂在床头,激励自己为之努力。
1958年,我所在的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成立了由我任组长的肝胆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当时,我们的实验室就在养实验犬的“狗棚”里,只有几张旧桌椅,几把刀剪,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那时候,国内外的肝脏手术都卡在了术中和术后出血这个“瓶颈”上,出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肝脏的解剖关系认识不清,我们决心首先攻克肝脏解剖理论这一难关。我们在“狗棚”里一呆就是4个多月,饿了,用热水泡凉馒头充饥,困了,用冷水洗头提神。接连试用了20多种灌注材料,做了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经过反复的研究、实验,1960年初,我们根据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这个崭新的肝脏解剖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直至今天,国内医学领域依然采用这一理论。
1960年,在“五叶四段”理论的指导下,我主刀完成了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这例手术的成功,打破了肝脏外科的禁区。之后,我先后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隔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开创了我国肝脏手术技术革新的先河,让中国肝脏外科的手术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3年,我再一次闯进肝脏手术的禁区,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那时候,全世界敢做中肝叶手术的也绝无仅有,这就标志着我们一举迈入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而这时,距那位专家的预言还不到10年。
当站在世界医学最高讲台时,我为祖国而骄傲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天空阴霾散尽!
从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回到上海后,我很快申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学科,并第一批招收研究生。从此,我国肝脏外科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1979年,我们肝胆外科正式走上了世界舞台。那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最高水平。我和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接到了大会邀请。在西方医学界人士眼中,现代医学的源头在西方,只有西方医学家才能在这种档次的会议上成为主角。从大会宣读论文的目录看,将在会上宣读肝外科论文的学者共有3位,前两位都是西方国家代表。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大会主席突然宣布:由于时间关系,将预定的15分钟发言时间改为10分钟!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是代表祖国参加这个大会的,为了这个发言,我已经准备了半年!我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要求大会主席将发言时间改回预定的15分钟!台下立即一片议论。后来,大会主席还是将那5分钟“还给”了我!
在我之前宣读论文的两名外国人,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术共18例,而我一个人就做了181例。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和发明的止血方法等,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当我的报告结束时,与会代表全体起立为我鼓掌!那一刻,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心底的快乐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也就是从那时起,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的手术方法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在那之后,我们又连续创造了世界肝脏外科史上的多个第一,使我国的肝癌研究与治疗牢牢占据在世界肝胆外科的最前列!
在获得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有的同志劝我,该功成身退了。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党和国家培养的普通医生,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我只有倾尽毕生之力去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国家和军队的培养!
我今年虽然已经87岁了,但每天还是正常上下班,平均每周还要做四五台手术。我一直在给自己打气:只要能拿动手术刀,我就要站在手术台上;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了手术台上,那也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通讯员 张鹏 本报记者 唐先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