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 顾 晋
记得那是20多年前，我作为实习医生第一次走进病房与病人直接接触。这是一个简易的单人病房。并不宽敞的病房里，一张病床占据了整个空间的大部分。床上躺着一位女病人。她消瘦，两眼微闭着，脸色阴沉晦暗。带教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位50多岁的工程师”，肺癌正吞噬着她原本健壮的身躯。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单独采集病史，我在狭小的房间里感觉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半开半闭的窗帘加上寒冷的天气，窗户紧闭使室内弥漫着一种阴冷的气息。夕阳从窗缝中不大情愿地探进头来。血色残阳映照着一个无助的男人，他是病人的丈夫。他一直垂着头，长吁短叹。
“您好，我是新来的住院医师。我能和您谈谈吗？”我对病人说。但她并没有理我，只用眼睛稍微斜了我一眼。“大夫，她刚服过药，有点不舒服。”她丈夫对我说。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电视机播送着中国女排的实况转播。“今天排球结果如何？”我实在是惧怕这样的尴尬，便找个话题和病人的丈夫攀谈起来。没想到的是，病人听到我的话，突然睁开了眼。“您很懂排球？”我问。她立刻来了精神，回答道：“我大学时是校排球队的主攻手呢！”病人一扫刚才的消沉，和我谈起了她大学时代的排球生活。我当时想，这个晚期癌症病人也够可怜的，干脆跟她聊聊这个让她高兴的话题吧。她真的很高兴，神采飞扬，甚至坐起来和我手舞足蹈地攀谈。我附和着她的话题。
时间过得挺快，护士推开门对我说：“刘大夫叫你去一下。”我忽然意识到该干的正事还没干呢。走出病室，我正寻思着如何向老师交代，病人的丈夫却跟着我出来了。他突然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说：“大夫，真的太感谢你了！”说着说着，他眼里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上。我糊涂了，道：“没……没什么，我只是个实习大夫。我没有做什么呀！”“不，大夫，是你给她带来了快乐。今天下午这几十分钟，是她半年来最高兴的时候！你知道，她是肺癌晚期。在她最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度日如年，但今天她真的很开心！您知道这几十分钟对她有多重要？我们家属没有别的奢望，只要她高兴，我们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短短几句话，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20多年过去了。作为肿瘤外科医生，我治疗过无数的病人，但这个病人给我的印象最深。我在思考，为什么几句与疾病无关的话，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学从注重疾病本身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这一转变的核心是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病人身体上的疾病，更要关注因疾病带给病人的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
对于一位肿瘤病人来说，他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因肿瘤带给他的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有人说，肿瘤病人一半是因疾病发展病死的，还有一半是被肿瘤吓死的。面对一位肿瘤病人，我们做医生的应该关心的不仅仅是病人的诊断、治疗方法和药物选择，还应该学会关心病人的心理感受。他能接受患有肿瘤这个事实吗？他能正确面对即将来临的各种治疗吗？如何让我们的病人坦然面对疾病和死亡？
一个人得了病，所有的人包括家属和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患的疾病身上。病人的父母会想到如何满足生病的孩子最后的愿望，做子女的会想到如何让亲人尽快接受手术，病人的单位领导会想到如何处理善后的一切事宜。于是，癌症患者的家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对肿瘤隐瞒到底。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谅病人的真实感受？知晓他们的彷徨和恐惧，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物质，而是感情上的支持。然而，人们忽略的恰恰是这个方面。对肿瘤的隐瞒使家属和病人承受双重痛苦，但这种做法是最常见的。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告诉我们医生，除了高超的医疗技术，过硬的手术技巧，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我们要掌握心理学、伦理学、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人文”的意思是理想的人性、理想的人。
一位有经验的肿瘤科医生曾告诉我如何安慰即将离开人世的病人：“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做一辆正在运行的列车，把那些生病的人比做即将下车的乘客，那我们会对病人说，我们是在一辆列车上的朋友。人生就是这样，有上车，也有下车。人总得下车，只是有早有晚。今天我们在一辆车上，明天我们也可能在车下的某个地方见面。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享受每一天。您想想，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高兴呢？”用这样的话去鼓舞我们的病人，我想，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