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唐先武 特约记者 赵建伟 唐向东 肖鑫
孔宪涛指导学生的科研工作。
10月31日10时，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鸣。
77岁的孔宪涛教授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永远地睡着了。
上千个为他送行的人，悲痛地向他告别……
一代名师的德技光芒，在我国医学界特别是临床免疫学界熠熠闪耀！
用自己的身体科研、教学
上世纪70年代，在一次病毒免疫检测实验中，由于当时缺乏防护条件，破裂的试管割破了孔宪涛的手指，他不幸被感染肝炎，后来转化为肝硬化、直至肝癌。
他用生命书写着对科研的忠诚。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忘我地开展教、医、研工作。
有一个72岁的病人前来就诊，血检结果吓人一跳。一种名曰Ca119的肿瘤标志物，正常值应为40，他竟高达140。按常规，结果交出去就完事了。但孔宪涛与临床医生会商，觉得此人不像有癌症。怎么回事呢？再做一遍，依然；换个方法再查，正常。把类风湿因子排除再做，仍然超过100。是否还有未知的原因影响这个指标呢？通过交谈，得知患者是个宠物迷，终于在患者血液中找到了罪魁祸首——小鼠抗体。一个谜解开了，一个可能的误诊、漏诊避免了。
从这个故事中，孔宪涛的学生们看到了什么叫严谨。“我们的产品是一组组枯燥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后面，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错一个数字就等于害一个人。”
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学生们终身受益。现任华东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赵虎读博时做一个肿瘤标志物实验，在动物身上做全都成功。他兴冲冲地报告准备写论文。“什么动物？”“裸鼠。”“扩大范围，对照。”要言不烦。可一扩大范围，结果差异很大。刻骨铭心啊！
孔宪涛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就是在他生病期间，也不忘用自己的身体科研、教学。
长征医院普外科主任王强忆起孔老，至今仍泪花涟涟：“作为一个有医学知识的病人，他把医学上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自己体验反馈给我们，包括一些手术的反应和药物的反应，特别是有些药物副作用反应他描述得非常准确，让我们更详细、更准确了解患者医治的真实情况。几次治疗他都给我们讲这些，从没一句抱怨，只是让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好为其他的患者减轻病痛。”
天行健，德润身。大师有爱，生生不息。
发现5种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
“免疫有何难，敢于顶峰攀，科学加苦干，十年定破关。”
上世纪70年代初，孔宪涛在翻阅国外《微生物学》杂志时，“免疫”两字频频在他的眼前飘动，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国内亟待发展的新科学，由此，他便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他的实验室传出，他接连首次在国内发现了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为肿瘤、肝病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新方法。如今，他提出的此类疾病诊断的8个步骤、鉴别M蛋白病良性与恶性的5个要点，在全国广泛应用。这些都是轰动全国并引起世界关注的医学科技新闻，为我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981年开始，他又带领他的学生开始了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这一钻，就是14个年头。
慢性肝病是我国的多发病、常见病，难以治愈，是医学研究难题，孔宪涛前后带着40多名博士硕士开始了肝纤维化发生机制研究。无情的病魔不断折磨着孔宪涛，实验诊断科主任仲人前教授对记者说：“在实验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他每天拖着病体，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肝区疼痛难忍的时候，就用实验台桌角顶住腹部，休息片刻，我们在场的学生都感到非常心痛。”
经过14年的艰苦攻关，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学校校长刘振全、政委曹国庆介绍说，在长期的临床免疫工作中，孔宪涛善于开发、应用、推广免疫学新技术，撰写了大量的临床免疫学技术专著，众多技术在全国医院推广。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
培养出2名院士100多名正副教授
二军医大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红阳院士，是孔宪涛的首批研究生。
王红阳说，没有孔教授，当年我的课题就没法完成；而没有这个课题成果，我就不可能作为第三世界青年科学家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免疫学大会。那是1984年，全国只有两个名额，我是二军医大第一个出国的学生。教授让我受益终生的，绝不只是一个课题的学术指导。他用行动而不是用说教让我明白，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始终要有民族自尊心。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学生。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是孔宪涛的黄金时期。他从一个讲师成为一级教授，消化内科、临床免疫双料博导，并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理事长等学术职务，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
这么大牌教授，学生自然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是错了！“我并不聪明，也不伟大。如果跟着我亦步亦趋，那就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你们的论文，我要一看就懂，会令我失望；如果我一下看不懂，要通过学习钻研才懂，那才有希望。”
如今，他的学生不少超过了他。2006年，长征医院血液科主任侯健诊断出华人第一例IgE骨髓瘤，孔宪涛高兴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当年我做了成百上千的标本，没有发现，现在你发现了，把华人多发性骨髓瘤的系列增补了。”
任何一位导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总是有限的。硕导、博导“导”什么？导的是学生的创造力。
梅长林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肾病专家，当年读博时做一种对肝硬化有重要影响的Ⅲ型胶原蛋白。可七八个月过去，从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都没有找到这种蛋白。他来找导师，准备改变方向。孔宪涛的回答是“不改”！在一起分析失败原因后，孔教授说：“你已经接近成功了，成功就在坚持之中。”
现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检验科主任的高春芳，读博时做肝的星状细胞研究。当时，德国人刚做出来，用的什么方法，孔教授也不知道。“他就和你聊，启发你创新。”高春芳与硕士生范列英创建了一种方法，当分到第18次时，星状细胞分离出来了。国内首次，世界第二。
曹雪涛院士如此评价当年的博导孔宪涛：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超越自己；他的实验室成为人才的摇篮，辐射到科研、临床、教学的各个方面。现在，曹雪涛的学生先后出了8篇全国优博论文，在博导中排全国第一。“在这一点上，我传承了我导师的胸怀，就是让学生超越自己。”
孔宪涛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开辟了一片“人才森林”，被称作“孔家军”的是他培养的以2名院士为代表的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多名正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