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 璐 通讯员 吴 莹 肖 鑫□
10月27日清晨，长征医院。在从病房到太平间那不到百米的路上，800多名医务人员和患者排成了长长的队伍，送别一位刚刚去世的教授。在这位教授病重的最后5个月里，来医院探望他的不下1万人次。
追悼会上，数千人集中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里，为教授送行。得知教授去世，6000余人陆续来到教授家中所设的灵堂祭拜，近百名学生轮流为他守夜，身在海外的60多位弟子万里致唁，寄托哀思。
这位教授叫孔宪涛，1932年11月出生于山东，著名免疫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他之所以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曾为我国免疫学界培养了一支威名远扬的“孔家军”。在这支队伍里，有58名硕士、86名博士、100多名正副教授。其中，还出了30多名博导、2名院士。二军医大附属医院里一半以上的科主任、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里1/3以上的检验科主任，都是他的学生。
有人说他成就卓越，有人说他是一代名师，他的儿子却说，从来都不觉得父亲和平常人有什么不同，每天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买菜做饭，只是比其他人稍稍多些学问和见识。如今父亲走了才发现，他竟是一个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人。“很多父亲生前的故事，我还是从为他守夜的学生那知道的。在家里，他常常讲起哪个学生又取得了什么成绩，却很少提到自己。”
“永远在路上的教授”
生前供职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的孔宪涛，是一个不看门诊的教授。虽然不看门诊，他的研究成果却造福着千千万万的病人。在上世纪70年代，“免疫学”在国内还是一个新鲜词，而肝炎、甲状腺疾病等却都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如何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成为孔宪涛探索不止的课题。
孔宪涛曾说，当科研道路真正开始的时候，自己已经年近半百。而决定在此时踏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原因有二：“一是总认为我应该有所贡献，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应有回报。二是自认为思维丰富，能出成果。”
他豁出了自己，一头扎进图书馆资料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豁出了自己，在制作治疗肿瘤病人的免疫制剂时，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他豁出了自己，撰写《临床免疫学技术》的时候正值酷暑，为了抵抗高温，他将双脚浸入凉水，把湿毛巾放在桌上，还用棉花塞住耳朵，避免干扰。
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委员，多家专业期刊的编委，以及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使孔宪涛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审不完的学术论文、带不完的研究生。于是，他习惯了见缝插针，把时间空隙填得满满的。
在与孔宪涛形影不离的公文包里，永远塞满了待审的稿件。出差开会的途中，他也会把稿子拿出来翻翻、写上几笔。有一次，他坐火车去西安参加全军检验年会，36小时的路程，审阅了12篇论文。孔宪涛从来没有过泡咖啡馆的闲情逸致，可每天中午，他总要冲上一杯浓浓的咖啡来驱除倦意，并借此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
由于日夜想着科研的事，孔宪涛的梦境中也常常出现科研的内容。更稀奇的是，他甚至还在梦中解决了不少问题。上世纪70年代，长征医院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设备，可“洋枪”只能配“洋弹”，长期依赖进口试剂的开销让医院承受不起。为了不被牵着鼻子走，孔宪涛天天琢磨试剂的事。有天夜里，他梦到一种蓝色的替代试剂，醒来后，他立即跑到实验室，用各种浓度的蓝色试剂做实验。最后竟然成功地用自制的“土试剂”取代了进口试剂，大大降低了成本。此后，“土试剂”被接连不断研制出来，中断的课题也纷纷得以进行下去。
谈到勤于思考，刻苦钻研，人们总会想到“废寝忘食”一类的词汇，而孔宪涛的投入竟达到了忘记骑车走路的程度。在骑车上下班的路上，他常常因为思考问题太忘我而“遇险”。有一次，他不知为何倒在了马路中间，当迎面而来的无轨电车急刹停住的时候，他的头已经离车轮不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骑车时思想分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车上想问题没干扰，可以想得很深入”。
经过不懈的探索，孔宪涛首次在国内发现了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为肿瘤、肝病等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方法，先后获得国家及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国家专利10余项，还撰写了大量的临床免疫学技术专著，使众多技术在全国医院得以推广。
孔宪涛的开门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说：“教授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始终影响着我，让我拥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和孔宪涛一起工作了30多年的老同事叶伟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功成名就的孔教授，我看到的永远是正在奋斗路上的孔教授。”（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孔宪涛的儿子说，父亲临终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感到时间实在太少了，还有很多实验来不及做，还有很多想法来不及总结。
“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
孔宪涛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身为孔门后人，他的身上似乎传承了做老师的基因。正如学生们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
孔宪涛6次荣立三等功，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军先进科技工作者、总后优秀党员。但是，“功成名就”这4个字绝非孔宪涛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为了事业的延续，他一直把带学生看做自己的首要任务。
“院士可以不申报，博士点必须拿下来。”这是孔宪涛留给校长刘振全的突出印象。为了提高办学水平，也为了更加深入地搞科研，他在全校率先申报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率先引导学生发表SCI 论文。他培养出的学生，越来越多地成为军内外免疫学界的领军人物。
对于弟子们，孔宪涛严格得近于苛求。很多研究生说，他们的文章在孔教授那里被推倒重来是常有的事。指导论文时，他不仅会启发学生的科研思路，还要求学生在表达方式上下功夫，既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还要有完整合理的结论。对于文章里出现的统计数据，他也总是亲自反复核算。
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孔宪涛是周琳面前微笑的主考官，而正是那场谈话式的轻松考试，让周琳成了他的关门弟子。2002年，周琳代表医院参加优秀博士创新基金答辩，不到10分钟的发言稿，孔宪涛一字一句地改了3遍。在周琳试讲的过程中，他一边掐着秒表，一边反复推敲着开场白和结束语，语言的组织，详略的分配，语气、语速的把握，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现场提问。直到周琳准备出发时，他又匆匆赶来，把自己报告发言时使用的必备“法宝”交给学生：“激光笔，要的吧？”按照孔宪涛传授的“套路”，周琳的每次答辩都会得到大家的称赞，而教授的那支激光笔，也陪伴了她整整5年。
在专业上，他堪称良师；在生活上，他又是慈父。“研究生保姆”是医院同事送给孔宪涛的雅号。学生们都把他引为知己，大事可以对他讲，鸡毛蒜皮的事也可以对他讲，甚至连找对象也要请他当参谋。渐渐地，登门拜望老师也成了学生们逢年过节的习惯。2008年春节，那时孔宪涛已经做过一次手术，周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带刚刚1岁的小孩一起登门。可她没想到，刚一进门就看到手里拿着小红包的教授，脸上的神情由欣喜转为失望：“小东西呢？怎么没带来？”
对于教授的父爱，仲人前最有感触。他既是教授的学生和同事，也是教授精心挑选的主任接班人。而让仲人前念念不忘的，除了这份珍贵的信任，还有和导师一起做实验、一起在实验室里午睡的那段时光。“他睡木桌，我睡椅子。听着他的故事，也听着他的呼噜声……”
“从没想过他会离开”
在大家眼里，孔宪涛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从不悲观，从不衰老，没人能想象他会离开。他告诉科室里的年轻人，测试结果说，自己的生理年龄只有五十几岁；他自己配制了祛除老年斑的美容液，还把这个疗效不错的发明推荐给周围的女同事；他热衷于新上市的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总是随身带着，游戏机打得比孩子还好，离开了网络也会无所适从；他有一颗童心，因为属猴，被叫做“猴爷爷”。
学生送来的每一件小礼物，孔宪涛都格外珍惜。有一年教师节，周琳自制了一个小相框并放上自己的照片送给老师。没想到这个相框在老师的办公桌上一摆就是10年，直到他离开。如今，周琳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今年教师节，她把学生送给她的一张卡片放在了电脑桌上。那个学生在发现时又意外又惊喜地说：“老师，我好开心啊！”面前的这个孩子，让周琳看到了若干年前的自己。
孔宪涛既平易近人，也乐于助人，“要换位思考”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兄弟单位请他去指导工作，他从不推脱。去学校讲课，他决不迟到。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只要向他请教，他一定有问必答，遇到不能立即答复的问题还要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再给学生回复。即使是公司的小销售员上门，他也会耐心地打打交道，告诉人家，如果换作是他，会怎样推销自己的产品。
孔宪涛从来没有架子。社会活动频繁的他经常外出开会，却很少要求医院派车。这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因为骑车到政协礼堂开会而被门卫挡驾，也曾经因为挤公共汽车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上车时被人流拥倒而摔成踝关节骨折。
退休被返聘以后，孔宪涛仍然拒绝专车接送，朝七晚五赶班车上下班。第一次手术住院后，每逢周三，穿着病号服的他照例参加科室每周一次的检验报告审核，而大家一旦拿不准检查结果，也还是忍不住去病房里找他帮忙。每当同事怀着矛盾的心情把片子拿给孔宪涛诊断时，他却反倒立马打起了精神，乐呵呵地说：“我的止疼药又来了。”
孔宪涛的病是年轻时得上的。那时，由于缺乏防护，他在清洗试管时不慎割破手指，染上了肝炎。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开始，他就致力于研究慢性肝病和肝硬化的早期及无创伤诊断，自己却不幸经历了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三部曲。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在手术的前一天，他为医院员工上了最后一堂党课。而在孔教授生前记录自己病情的本子上，记者看到了如下的话：“第一次手术（2008年4月）后，为了讲课，我不惜吃各种止痛药（抗风湿），没想到，当我发现已晚矣，两次大出血皆是我自己造成的。”
后 记
与孔宪涛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招人想的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的离开大家。透过一段段鲜活的讲述，与孔老从未谋面的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位乐观、忘我、阳光、慈祥的教授，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过。直到辞世以后，他仍然无处不在。他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