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胰腺癌肝脏转移病人的儿子对我说：“大夫，您就当他是您的兄弟或父亲，您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几天，患者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召集患者家属告知他们患者近况，并让他们做最坏的准备。然而，病人儿子的要求使我感觉很不安，让我回忆起自己家里发生过的事。
两年前，我去印度安排我大哥治病的事。他在6年前患了舌癌，由于放疗的严重副作用而无法进食，只能靠胃管来维持生命。他的咽喉和耳部痛得十分厉害。另外，尽管对化疗反应不错，但他还是发生了肺转移。
那一年对他来说真是折磨，对我这个从7000公里外赶来照顾他的家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以前大哥每天给我发邮件，告诉我他的症状，我下班后给他写回信。固然，医学书籍和老师们能帮助我成长为一名医学家，但大哥激发了我立志做一名大夫的崇高信念。
我从医学教育中学到了许多医学伦理学知识，但医学伦理的精华还是从大哥身上学到的。当我还是个医学生时，他就常常说：“医学和哲学很难界定肉体和情感上的疼痛。”他不是神经学家，也不是麻醉学家，更不是心理学家，仅仅是个土木工程师而已。但从他那儿我学到了，要真正了解患者的感觉，有时需要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而不能只是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
所以当我在印度陪伴他时，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治疗上的，即如何解除疼痛；另一个则是如何在金钱驱动的印度医疗界找到一个对疼痛治疗有兴趣的大夫。我和大哥谈起止痛的方式以及各种家事处理。将近半夜，他说完“晚安”就起身上厕所去了。三四分钟后，我们听见他拍手的声音。自放疗导致他嗓子发不出声来后，他就常用这种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从床上爬起来时，他已经打开厕所的门。只见他的鼻孔和嘴都往外喷血，弄得地上和墙上都是。我冲上前扶住他，因为我感觉他马上就可能会昏过去。我和其他人把他平放在地上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们慌作一团，所有的亲属都吓得尖叫着、哭喊着，希望能唤醒他。
那一刻，我眼睁睁地看着深爱的大哥离我而去。我和身为住院医师的儿子给他做心肺复苏，但1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依然没有自主呼吸和心跳。尽管那时家人极度惊慌失措，但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我和儿子能救活大哥。救护车来了，却没有氧气和复苏设备，也没有医护人员，仅仅是司机开了辆空车赶来。家人坚持要把大哥送到医院。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表现得像个医生，而不是患者的弟弟。我停了下来，让儿子也别做心脏按压了，并示意家人：大哥已经去世了。
难道不应该进行心肺复苏吗？是的。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但对兄长深切的爱和依恋使我暂时失去了临床决策能力。所以，在患者家属要求我像对自己的父兄一样治疗他们的父亲时，我意识到那样的话只会把事情弄糟。然而，他能明白这些吗？当然不会。
（本文原载于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作者为伦敦皇家医院Macherla Radhamano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