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温长路: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
袁 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
杨秉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专家
岳红文:中美健康管理协会会长
先是张悟本带着他“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治病手段和绿豆汤、生茄子的“药方”,以“神医”之名大行其道;后有“道医”李一尾随而至,称其熟习龟息大法,可在水中憋气两个多小时,身体可通220伏高压电等。对于此类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说辞,有人竟深信不疑,恭称他们为“李神仙”、“养生专家”,其中不乏明星等公众人物。
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居民具备科学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仅为6.48%。公众健康意识的日益提高与科学素养的低下,使得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养生理论在民间广为传播,“跟风”和“盲从”甚至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健康。那么,为什么公众在事关身心健康的问题上容易被“忽悠”?作为专业人士的医务人员在传播医学新知上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如何才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中医讲养生,西医讲养生,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的人也讲养生
温长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养生热”对公众的健康素养和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近年来,中医讲养生,西医讲养生,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的人也讲养生。养生的大量内容都涉及中医。中医从中华文化5000年的浪尖上走过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太多的教训,这个过程要有正确的引导,否则就容易出现盲从。
岳红文:有调查表明,我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仅为6.48%。我认为,正是这可怜的6.48%,给养生方面的“大忽悠”们带来了可乘之机。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下,人们渴望健康,渴求正确的健康知识。但是,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强调辨体施养(养生)、辨体施补(调补),并非一般百姓所能掌握。而在某些养生明星眼里,中医养生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另一方面,大部分公众,尤其是那些有身体不适的中老年朋友只会盲目跟风,追捧养生明星。
杨秉辉: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老百姓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电视和报纸说的不会有错。我国古代出了许多名中医,像扁鹊、华佗等,老百姓大多是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他们的事迹。由于中医的水平相差悬殊,加上文学手法的应用,许多中医被神化。但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老百姓依然相信“神医”呢?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然而,医务人员由于工作负荷重,向公众传播健康知识的时间十分有限。即便是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科普宣教,其重心也放在如何防病治病上,对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关注得不够。
要有医务人员“苦口婆心”的宣讲,也要有公众的重视和自我管理
袁 钟:每个人都希望健康,这是人的天性。而医务人员在健康方面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现在,电视报刊的健康讲座很受欢迎,各类养生书籍十分畅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员选择将发言权拱手相让,打着专家旗号的“养生专家”就会乘虚而入,损害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且,医务人员给老百姓讲解科普知识的方式、论证过程、描述语言等,都是科学精神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医务人员在向公众讲解科普知识时,一定要让公众喜闻乐见,毕竟讲解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相信科学。
岳红文: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就已提出,预防是最好的医学。小到洗手刷牙,大到疫苗接种都是西医预防保健的范畴。所以说,不管中医西医,预防保健和健康科普都是不容推卸的职责。虽然西医现在对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肿瘤等还没有完全根治的方法,但西医的预防医学已经证明,80%以上的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至少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有效控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肿瘤等疾病的发展。如何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要有医务人员“苦口婆心”的宣讲,也要有公众的重视和自我管理。
杨秉辉:科学知识应该普及,医学方面的科学知识更应该普及。多少年来,人们观念中都认为“医生是看病的”,和预防、养生没有关系。现阶段,公众意识中的养生也没有深入生活的细处。因此,临床医生应该介入,扭转公众不正确的认识,走进公众的健康促进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各个政府部门都应关注的事,而医生作为专业人士,更应该成为这一工作的主力军。
防病与治病是同等重要的事,要舍得在科学普及上下点功夫
袁 钟:在我国,现代科技是一种外来文化,是“引进”的。因此,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是需要长期培养的。科学与愚昧相对,真正的科学需要质疑精神,同时它也经得起质疑。真正的科学是有限的,还存在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医学专家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公众:“这些疾病我们目前的研究还不能解决。”真正的科学永远都是不成熟的,“包治百病”一定不是科学。公众面对所谓的科学时,应该多问几句“为什么”。遗憾的是,当下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岳红文: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这“火炼”就是一种评价体系。如果由第三方非营利机构设计并实施一个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试验,短则一年,长则3年,到试验结果公布之日,理论是真是假就能大白于天下。健康科普需要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公益平台。在美国,众多非营利组织在健康科普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像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糖尿病协会等。
温长路:我认为,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应该坚持政府主导、专家参与、全民共享的原则。在政府主导下,医学专家要尽心、尽力。普及健康知识是每一个医学专家的职责,不是可有可无的。防病与治病是同等重要的事,要舍得在科学普及上下点功夫;科普是专门的学问,需要研究和掌握它的规律。管理部门要有作为、有举措,把握方向,奖优惩劣。民众要理智、冷静,积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养生知识,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养生观;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个人;要主动与专家沟通,参与和专家的互动,尽可能取得专家的指导。
岳红文:在医学发达的国家,许多著名医生和医学科学家经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向民众进行科普教育。我也希望中国的中、西医学名家包括营养学专家能够二次创造,将专业术语翻译成公众语言,经常性、权威性地介绍医学的进展和科学养生保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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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医学院教师高翔日前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医生应该多与大众交流。他介绍说,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将学院的使命总结为三条:学习、发现以及交流。关于交流,他们是这样阐释的:服务社区,为医疗政策辩论提供所需信息,传播健康知识,帮助大众建立“健康是人类最基本权利”的意识。为此,该院建立了专门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不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还邀请曾任职《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的资深记者,对学院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告诉科学家们在和媒体打交道时如何合理应对。
哈佛大学的很多医学研究者也积极主动地参与普及医学知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Atul Gawande博士。他从1998年开始为《纽约客》写医学、医疗体制相关文章,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而他2009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关于医疗费用的文章,影响了奥巴马医疗改革中的部分观点。相比之下,曾任职于哈佛附属麻省总院的精神科医生Charles Krauthammer博士走得更远。他从1980年就开始了专职作家的生涯,利用其医学知识,在干细胞研究、基因克隆等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