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有商业味道的纯学术会议，
这是一个竞相争得国家举办权的国际化论坛，
这是一个消化科大师云集的高层平台，
这是一个让专注科学的人更专注交流的典范。
由此，我们记住了你——Falk论坛
异彩纷呈的本期Falk论坛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南京军区上海临床肝病研究中心主任 陈成伟
2010年8月27日~28日，由陈成伟、成军、欧阳钦教授为科学组委的第174届Falk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近800名国内外专家就炎症性肠病、肝脏慢性炎症、慢性肝功能衰竭诊治和肝癌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期论坛共设立了28个专题讲座和两个疑难病例讨论，筛选出112篇交流壁报。国际著名胃肠和肝病学者，如西班牙的V. Arrogo-Perez 、荷兰的W.Bemelman、加拿大的C.N.Bernstein、美国的J.Cho、A. M.D.Bisceglie和意大利的M.Colombo，以及我国的许多消化系统专家都出席了会议。
Falk论坛是Falk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围绕肝胆和胃肠疾病，每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办。自1968年在德国举办首届研讨会以来，至今已举办了174期。
其特点是，讲演专家来自各国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本期全部费用由Falk基金会和康哲药业有限公司资助，但无任何附加条件、更不专门宣传推销其自己的产品；大会的学术议题的选择、研究内容的确定，完全由独立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因此，Falk论坛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公信力强，为学术界和医药企业界的规范合作、良性互动提供了一个典范，值得称道。
我国著名消化病学者王宝恩教授曾于1996年在香港主持过第90届Falk论坛， 樊代明、贾继东教授于2008年在杭州主持过第163届Falk论坛，均取得圆满成功。
积极的抗病毒治疗至关重要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教授 成 军
就肝病而言，现在比较乱的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治疗。比方说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经诊断为肝硬化以后，如果不经过及时、正确的抗病毒治疗，5年的生存率只有14%，或者说86%的患者将来会死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现在采取抗病毒治疗以后，生存期能延长5年，这是一个显著的提高。
与一般的慢性肝炎相比，抗病毒治疗是更加积极的治疗手段，强调的是比较高速，有效控制病毒的复制。我认为，要特别关注耐药的问题。相对于一般的慢性乙型肝炎来说，肝硬化的患者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一点疾病炎症的活动，病人就会死亡，造成衰竭。所以抗病毒治疗基本上是终身的，基于这几点，对于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再就是肝癌的问题。中国肝癌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现在有非常清楚的资料表明，有病毒复制的肝癌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两年的生存期，也可以降低两年肿瘤转移和复发的比例，这部分患者的抗病毒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谈肝癌患者抗病毒治疗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患者抗病毒治疗只是其中内科处理的一个方面，不能代替肝癌本身的针对主流的治疗，比方说手术、适合化疗、放疗等。
第三个情况就是肝衰竭。分成急性、亚急性、慢加急三种类型。在中国肝衰竭的情况，大部分都是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起来引起的，这部分的患者，急性、亚急性都是由病毒的活跃复制，而机体的免疫力比较强，矛盾的双方引起急性的肝衰竭。这些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的患者，采取尽早抗病毒治疗，可以比较强、比较快地把病毒的概率降下来，使疾病不至于发展到很重。
现在也有很多的资料表明，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经过治疗以后，胆红素的水平有明显的下降，这是代表肝脏恢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说明抗病毒治疗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所以说对肝衰竭的患者，只要正确表明是乙肝病毒引起的，有病毒复制这样的临床的证据，就应该寻求尽早的、强效的、快速的抗病毒药进行控制。
为什么中国的炎症性肠病在增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 刘玉兰
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及克罗恩病（CD）是主要发生在消化道的疾病，前者主要发生在结肠，后者可发生在全消化道，从食管到肛门，尤以小肠和结肠疾病多见。这两种疾病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基础，但又不完全相同。
过去，这是一种在白种人中比较高发的疾病，但是近20年，尤其是近10年来该病在亚洲的发病率明显增加，包括中国。目前其发病原因不清，包括基因、遗传、环境、感染、免疫等都可能与其发病相关。但是，白种人具有的易感基因，在亚洲人中并没有，而发病率却在增高。因此，除遗传基因等因素外，环境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亚洲人生活方式的西方化，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的变化可能与该病的发病率相关，象高脂肪的油炸食物，过多的甜食等。
在环境因素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些报道有相似的影响因素，如吸烟可能对UC起到保护作用，但对CD却不利；过去肠道的感染史及长期用避孕药也是导致该病的高危因素等。此外，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提示饮茶及辛辣食物可能是炎症性肠病的保护因素；拥挤的生活空间及工作压力大也可能是危险因素等。还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肠结核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给鉴别诊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有56个民族，其生活方式差异很大，因此，要真正阐明炎症性肠病的致病因素，阐明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环境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还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次论坛特别关注了环境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这对今后深入此方面的研究将是良好的平台。
我国炎症性肠病学组已制定了协作研究计划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教授 胡品津
Falk论坛是一次学术的盛会，其中来自美国的Hanauer教授所作题为《克罗恩病治疗的展望》的报告特别激起参会者浓厚的兴趣。传统疗法与新疗法的有机结合、疾病过程预测指标的建立，为该病的彻底治愈带来希望。
我国对炎症性肠病（IBD）的研究现状可概括为：起步晚，病例在明显增多，全国许多单位已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本次论坛上我国讲者的报告即可见一斑。
针对世界上对IBD研究的进展及我国的现状，我国炎症性肠病学组已制定了今后协作研究的计划。在今后2年～3年内重点解决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我国IBD的流行病学、小肠内镜检查技术及放射影像学检查技术的规范、IBD病理学诊断的规范、克罗恩病愈肠结核的鉴别诊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的研究、免疫抑制剂治疗IBD的研究、IBD的5-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的研究等。在取得我国IBD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希望尽快对我国IBD诊断和治疗共识进行修改。
相信在我国有志于IBD研究的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我国IBD研究将会有飞速的发展。
围绕消化系统研讨的高水平论坛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 贾继东
这次论坛围绕胃肠和肝脏疾病研讨。仅就肝病来说，涵盖的内容很广，从乙肝、丙肝、肝癌，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邀请的演讲者都是国内外最知名的专家 。而且一般每一个话题都有一个国际上知名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教授来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安排一位国内专家介绍我国的防治及科研成果，这种交流真正实现了东西方对话。
本论坛的另一个特色是病例讨论环节，对年轻医生很有教育和示范意义。这次我们医院也提供一个疑难病例，请国内外专家讨论和点评，最后再揭出谜底。这样，结合实例针对少见病、疑难疾病的诊断过程进行一步步讲解，会起到开阔年轻医生眼界和思路的作用。而且这种讨论往往涉及到多学科，在专业划分越来越细的今天，对于临床医生的培养，特别是医生思维方式的培养，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论坛值得称道的是其学术独立性。主办方Falk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基金会，其学术活动跟出资方Falk药厂的产品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选择大会主题、邀请演讲者及确定具体内容等学术安排等方面，完全由独立的国际专家学术委员会来决定， 整个会场内外也没有任何展示其产品的地方，而且很多演讲题目和内容也跟他们产品没有任何关系。主办方这种尊重学术独立性的胸怀，值得大力褒奖，也值得其他国内外医药企业学习和借鉴。
我们也听到部分参会医务人员反映，一些制药企业组织的学术活动议题过分局限，只讲跟产品有关的话题，而且只讲或多讲对其产品有利的观点和证据，个别情况下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有明显的倾向性，甚至有误导听众之嫌。这一现象使人困惑，因此我们医学专业工作者和学术团体正在极力去纠正。
希望通过媒体宣传和介绍，在多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我们不是简单地说，学术不能跟药厂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希望像Falk论坛这样，即保持学术独立和学术公正，又得到药厂大力支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医药企业赞助学术活动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则，而且越来越严格。在中国，大家现在感到有点困惑，因为这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为过去很少企业资助学术活动，因而也缺乏明晰的游戏规则。
首先应肯定企业赞助学术活动的正面积极意义，那就是企业可以利用其经济实力、人脉资源、全球网络，邀请到世界上顶级的专家来讲课，提供良好的会议设施，而且可以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拿来交流，这正弥补了政府和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资源不足。但是，企业毕竟是要有商业利益的，其出发点不会跟学术界完全一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找到共同点，把不同点区别开来，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保持学术独立和学术公正这个底线。
总之，以下两种倾向都不对：一种是“拿别人的钱就要替别人消灾”，任由厂家主宰或干涉学术内容， 让商业利益超越学术独立和学术公正这个底线；另一种是把药企赞助当成洪水猛兽，完全放弃这一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学术活动和商业赞助方面的各种制度、规范，制定明细的游戏规则，形成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企业回馈社会、医学造福人类的共赢局面。
参加174期Falk论坛的感受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副院长、教授 缪晓辉
本期Falk论坛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集中讨论公认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无论是肝脏还是肠道，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重要的消化器官。消化器官工作负担重、易受伤害、患病几率高。比如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尤其是慢性病毒性肝炎，发病率高、难治、预后差；又比如腹泻，无论是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发病率为所有疾病之首，全球平均每人每年腹泻次数超过一次。
第二、多学科学者相互交流和切磋。该论坛云集了从事消化病学、感染病学、肝病学、普通外科学、病理学、影像学、器官移植等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人员，共同探讨普遍关注的学术问题，大家可以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第三、是一次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本次论坛除中国内地学者外，尚有来自包括德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希腊、泰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3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和医生。讲者均是国际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几乎每年都出现在美国肝病年会和欧洲肝病年会或DDW的讲台上；主办方甚至在学术交流内容中就已经考虑到人种、地理位置和生活习惯等所表现出来的疾病的患病途径、临床表现、治疗的应答反应，以及预后等方面的异同及其意义。
第四、肝肠“联姻”，很有创意。过去的诸多会议，习惯于将肝胆胰脾“四脏一家”，食管和胃肠则“另立门户”。而本次论坛，回归经典，尊重肠肝在生理和病理上互相影响的科学事实，讨论过去被人为分家的两大类器官在疾病学上的关联性，颇具新意。
第五，没有商业性行为干扰。毋庸置疑，医药公司支持学术活动，共同推动学术发展，可以实现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双赢，但是，有时难免偏移“支持”的目的，放“卫星”过多，而本次会议可谓纯学术性的。中西学术大餐中“不含特殊的药味”，倒是难能可贵的。
本人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近30年，曾经是消化病专科医生，后来转向感染病诊治，但是自始至终主要与肝肠疾病打交道。我相信，参加这样的高级别高水平论坛，无疑对提高我国的肝脏疾病诊治水平和相关实验研究水平具有推动作用。
肝癌肝切除术预后的预测及术后复发、转移的预防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教授 沈 锋
肝切除术仍是目前肝癌主要治疗方法之一。然而复发率高导致肝癌术后的总体疗效仍不理想。因此对复发、转移进行高效率的预防，对于改善手术的效果至关重要。目前预后的判断仍缺少精确方法，术后抗复发治疗的作用仍有待证实。如何利用循证医学的手段，精准地预测预后，并有效地预防复发，已成为肝癌外科治疗中的研究重点，更是难点。
传统的预后预测主要依据临床病理指标，包括宿主、肿瘤、临床三个方面的指标。该类预测多选择常见的，对于肝癌外科可能存在较大影响作用的因素为对象。如微血管癌栓、多发肿瘤、切缘残留等，在平衡了其他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单一独立危险因素的作用进行评判。但是单个危险因素预测的灵敏度或特异度可能不佳，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综合多个指标，即建立肝癌的评分、分期系统。巴塞罗那分期系统是目前较为合理的体系，其综合考虑了肿瘤和肝脏功能两方面的因素，更提出相应的治疗建议。
不可否认，上述传统的方法只能部分反映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并不能从整体上充分体现肿瘤的真实本质，因此进一步探明肝癌的分子特征，以便对其进行更精确的诊断、分类、分型并及早预测其转移潜能，从而及时采取有效的、个体化的防治措施可能是今后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关键。我们发现对于早期肝癌而言，天冬酰胺β-羟化酶（AAH）的过度表达水平可较准确预测其手术的疗效（Hepatology,2010,52:164）。然而肝癌的复发转移是一个多步骤、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所以至今仍无一个分子标签能广泛用于临床实践，今后应该继续对肝癌的发生、侵袭性生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建立简便易测的分子分型组合。
目前对于辅助治疗的作用仍有争议。一些前瞻性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术后化疗栓塞（TACE）不能降低复发率。但是，我们发现患者存在微血管侵犯时，TACE可使患者获益。内放射或干扰素治疗可能具有一定的抗复发效果，其结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前瞻、双盲、Ⅲ期索拉非尼应用于肝癌术后辅助性治疗的RCT研究仍在进行中。随着转化医学的发展，以患者的表型（包括分子标签和肿瘤病理特点）为依据，开展个体化抗复发治疗将是术后抗复发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
本次FALK论坛上的各种探讨及未来全球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将为肝癌外科疗效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契机。
丙型肝炎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肝病研究所所长、教授 魏 来
丙型肝炎对于中国人健康的危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的丙肝病毒感染大多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发现时间短，但由于丙肝感染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出现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所以现在临床上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其中有部分患者没有能够早期发现，已发展为肝硬化，甚至出现了并发症。而丙型肝炎又是一个比较容易治疗的疾病，只要经过规范地治疗，就可以有50%~80%的患者完全治愈。
丙型肝炎是引起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一个容易治愈的疾病，关键在于极早地到医院检查和就诊。那么，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感染丙肝，主要是1992年以后接受输血和输血液制品的人群。除此之外，有过玻璃注射器注射，经常有过介入性诊断和治疗，有过未能严格消毒的牙科治疗历史，有过不安全性行为，都是高危人群。长期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人也是丙型肝炎感染的高危人群。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在疾病的早期给予治疗，都能够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治愈后终身不再发病。
现在丙型肝炎的诊断很简单，只要检查丙型肝炎病毒的抗体和丙型肝炎的病毒，就可以帮助诊断。而治疗非常规范，全世界都统一。基因1型病毒感染的病人治疗48周，基因2型和3型的病人治疗24周。只要能够很好地治疗，治愈的病人病毒可以完全被清除，肝硬化、肝癌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是如果疾病偏向于晚期，已经发生肝硬化，或者超过50岁，治愈的机会就会显著受影响。
内外科密切合作提高救治水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 欧阳钦
关于溃疡性结肠炎手术的问题，对中国医生一直是很大的困惑。我们要确立一个手术的时机，或者要确立一个病人该不该做手术，非常的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缺少专门的结肠外科医生和护理人员。如果把手术的指征控制很严，手术的时机拖得很晚，以后的问题就会很大。应该说，内外科医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起来观察和治疗，共同确立手术的指征和手术时机，可以提高整体的医疗救治水平。
据全国多中心调查推算，我国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为11.6/10万，看起来不高，具体患者人数也不十分清楚，但是，基于我们有13亿人口，患者数量加起来就不会小了，何况该统计是六七年前做的，不能完全代表现在的情况，由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数字还要高。这种肠道疾病，对病人是长期的困扰，不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致残。许多国家都已将其作为一个慢性难治性疾病。克罗恩病症状更重，预后也更严重。因此我国也应该把这个病像癌症、尿毒症、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难治性疾病一样对待，包括能够在大病统筹和报销上，享受慢性病和难治病一样的待遇，那样我们的治疗结果会更好。
实际上，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水平提高等环境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的西化（高糖、高脂、快餐饮食）、遗传，都可能与发病相关。甚至过分的清洁，都会使我们的肠道太“娇惯”。儿童的时候就用抗生素；有一点点腹泻，不一定有真正的感染，就用抗生素。耐药的细菌、条件致病菌滋生，肠道菌群发生改变，平时也没有调整，就都容易产生炎症。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在研究这个病，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治疗的，早期可以针对发病的环节和一些主要的症状来治疗，控制发作，维持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