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医生而言，由于很难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研究，因而从临床问题入手开展科研更为实际。只有立足临床，潜心研究，才能在从医生涯中不断丰富学业素养、累积临床经验、取得更大成绩。”日前，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科研年会间隙，该院副院长陈红教授如是说。基于这一信条，该院几项历时几年甚至一二十年的临床研究终于结出硕果。
保护肠道肝脏也能受益？
肠道和肝脏有共同的胚胎起源，肠道淋巴细胞起源于发育中的肝脏，大量研究表明，这两个器官在解剖和生物学功能上存在内在联系。如肠黏膜淋巴细胞可在两个脏器之间迁移，而肝脏自身对肠道来源的淋巴细胞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由此可见，肝肠共同构筑起机体的防御系统。
另一方面，大量临床资料显示，肠道疾病和肝脏疾病可同时伴发，如肝硬化患者发生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是肝硬化患者肠黏膜屏障受损导致细菌移位最具特征性的表现，是肝肠之间相互影响的范例，也提示肠道疾病和肝脏疾病的发生可能存在相互关联的发病机制。
基于上述新认识，人们提出了“肠-肝轴”的概念。为进一步证实肠-肝轴的临床价值，我们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脂肪肝动物模型，给予益生菌可以有效改善肝脏的脂肪变性；对于脂肪肝的患者在常规的运动、改变饮食结构等治疗的基础上，调整肠道微生态，可以提高脂肪肝的治疗效果。另外，也发现脂肪肝患者、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与正常人群存在差异。我们的研究为肝病及肠道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理念，提示治疗有时候不应仅仅关注靶器官本身。（消化内科刘玉兰）
降脂药物应怎样合理应用？
自从1987年他汀问世后，该类药物一举成为最有效的降胆固醇药物。多项大规模临床试验逐步奠定了他汀类药物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防治中的核心地位，但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不少困惑。首先，临床上除了单纯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外，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同时升高的混合型高脂血症患者也不在少数。然而在早期调脂治疗时联合用药属于禁忌，对这类患者的治疗比较棘手。能否寻求一种可行的联合治疗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在早期临床实践中，他汀类药物的应用存在许多不规范，其中停用他汀类药物最常见，发生率高达70％。
我们从1998年开始，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种类他汀、不同剂量他汀、不同时间服用他汀以及他汀联合治疗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首先在设计严格、样本量较大的中国人群中提出他汀联合贝特和不同时间服用他汀的新型调脂治疗方案，并证实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按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的目标，联合治疗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达标率分别为51%、55%和61%，三项全部达标者占45%，明显高于单药治疗组，提示联合治疗改善主要血脂参数和使总血脂状态达标的能力明显优于同剂量的单药治疗，且联合治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这些研究结果提出了适合中国人群的新型调脂方案，丰富和修正了他汀类药物治疗学，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和防治策略。
随后，我们在健康志愿者、冠心病危险因素患者和冠心病患者、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等多个层面，对停用他汀类药物的影响及机制进行了探索。首先在国内发现临床应用最广泛的降脂药物他汀存在以血管内皮功能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撤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甚至低于未服药前的水平，潜在的分子机制为中断治疗后血管内皮细胞Rho通路介导的eNOS表达下调和NO生成减少。由此证实，服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应尽量避免突然停用他汀类药物治疗，尤其是冠心病、糖尿病等高危患者。上述研究分别于2010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201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心内科陈 红 任景怡）
国际胸外科新技术水土不服怎么办？
随着内镜成像和精密机械技术的发展，内镜手术成为近年来外科发展的前沿。然而，简单的拿来主义却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以胸外科为例，全胸腔镜手术代表了胸部微创外科的王冠，而全胸腔镜肺叶切除则是王冠上的宝石。但是，西方诞生的技术适用于西方患者的人高马大，其手术器械无论对于相对瘦小的中国患者还是对于外科医生，都显得又大又笨；更大的问题在于，国外的经济水平和医疗体系决定了手术方法建立在大量使用一次性耗材上，其费用是国人难以承受的。
针对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器械、方法、费用的“水土不服”，我们首先总结提出了中国的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操作流程及技术优化，又改进设计了适合中国患者体型的专用手术器械，已获得9项专利；在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重点项目和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联合国内多家大医院，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继续优化现有技术，改进现有器械，同时着力于用相对常规的方法替代昂贵的一次性内镜切割缝合器，降低费用。我们已经完成了逾700例的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包括中央型肺癌的袖式切除、新辅助化疗后手术等，难度居国内之首，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国内平均水平。 （胸外科杨 帆 王 俊）
成人打鼾为何九成不该做手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发病率高且对患者危害较大，之前认为其发病是由于患者存在气道阻塞等解剖原因。但临床上很多成人患者通过手术解除阻塞后，患者症状依旧。难道OSA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们从1992年开始对OSA进行了研究，最终证实发生OSA不仅有解剖性原因，还有功能性原因，即很多患者存在大脑神经调节功能降低，使患者睡眠时呼吸中枢受到抑制，呼吸冲动减少。动物研究发现，神经调节功能下降的原因又分为原发即遗传因素和继发即缺氧等环境因素。从临床上看，大量OSA患儿都存在解剖性因素，但近九成OSA成年患者则以功能性原因为主，因此他们选择手术并不是最理想的治疗手段。
为进一步阐释OSA的遗传病因，我们针对发作性睡病动物和患者进行了研究，建立了目前世界最大的包括1500多例发作性睡病病例的数据库，最终确认HLA0602基因与患者低氧反应相关。我们期望未来类似突变基因的陆续发现可以帮助预测人们的耐氧情况。（呼吸科韩 芳）
HSC移植后排斥反应能预警吗？
造血干细胞（HSC）移植是目前白血病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而造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感染、复发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其中GVHD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GVHD临床表现常为发热、腹泻等非典型症状，在临床上很难及时与感染鉴别，导致很多患者失去了宝贵的治疗时机。为寻找GVHD有效的检测手段，提早诊断以减少患者治疗失败和死亡，我们对GVHD的发生机制等进行了研究。
我们发现了GVHD早期预警的多项生物学指标，发现了骨髓和外周血混合移植独特模式下急性GVHD早期预警的生物学指标。发现与传统的去除T细胞的移植模式不同，在不去除T细胞的移植模式下，NK细胞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上述研究被美国骨髓移植协会等编写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感染并发症的防治指南》引用。最终我们建立了原创性的急、慢性GVHD有效治疗新方法，提出并应用小剂量甲氨蝶呤（MTX）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慢性GVHD，总有效率分别达94.7%和76.2%。这些新方法的建立改变了由美国骨髓移植协会编写的《GVHD诊疗指南》。上述方法在国内多家单位推广，应用MTX为主的方案共计治疗急、慢性GVHD患者350余例，其中急性GVHD治疗有效率为50%～90%，慢性GVHD治疗的有效率为40%～80%，有效提升了我国GVHD的诊疗水平。（血液科黄晓军 刘代红 赵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