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姑娘，生活正在开始。疾病袭击了她，医学没能挽救她。姑娘匆匆地走了。她留下唯一的愿望是洗个澡，换身她最喜爱的衣服。母亲最后能够给她女儿的，就是落实女儿临终的托付。然而在现实条件下，这不可能办到，于是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这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年轻医生新近记录下的一个故事，题目为《今生我欠你一份美丽》。
这个故事引起我一连串的联想。死亡，对于久经病痛折磨的人来说是解脱，对亲人而言则永远是悲痛。死后进入天堂的传说，也只是一种慰藉和安抚。“死亡可能是生命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这不失为富有浪漫色彩的假设。说得世俗一点，谁也不希望亲人过早地转化为蝴蝶、猪或毛毛虫之类。在我们凡夫俗子的世界中，超脱如庄子者，我至今没有发现。
毋庸讳言，医学是有限度的。然而，医学的出路在于永不停止地探索。所以，医学的使命是要在明天，或在将来解决今天不能解决的难题。就像历史上那么多古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到今天医学就能解决了。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对此我们应有坚定的信念。大夫和护士的职责是要设法延长病人的生命，使其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作为一个人，大夫或护士不可能是完善的。我们都容易犯错误，因而我们需要不断地自问：“明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些吗？”
1952年脊髓灰白质炎在哥本哈根流行。在感染科病房里，有11个小孩已经死于呼吸衰竭。科主任拉森没有被常规思维模式束缚住。面对第12个病孩，他想：“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些吗？”他邀请麻醉科主任埃布森共商对策。埃布森急中生智，采用了气管内插管。那时候，呼吸机的临床应用远不如今天这么普遍。于是，他用麻醉机，通过手捏气囊进行正压呼吸支持。病人多，人手不够，他就动员医学院的学生日夜轮班，保证全病区内手捏气囊24小时不间断。当时的医院还没有建立中央供氧系统，他们又组织后勤员工全天候搬运氧气筒。患者在特定的病区内，由医生和护士全力以赴提供持续性的呼吸支持治疗，最终使得病死率由80%降至40%。此举开创了跨科合作的先例，医学界认为这还标志着ICU新纪元的开始。
说来也巧。我在2010年4月因贫血、黄疸入院，被诊断为获得性免疫性溶血。但溶血的确切原因不明，初期治疗不能奏效，器官功能障碍很快波及血液、心血管、呼吸、胃肠道等系统。我一度感到死亡临近，全身难以支撑，可供选择的医疗方案不多。医疗组的大夫无疑感到了压力，但他们没有轻言放弃。在诸多临床表现中，他们抓住了结核病暴发这一点，开始进行抗结核治疗。在家中卧病的张之南老师还亲自打来电话，提示要格外注意结核病引发溶血的可能。经上网搜索，我发现全世界报道由播散性结核引起溶血者至今只有10人。我曾在1960年初患结核性胸膜炎，想不到小小的结核杆菌潜伏40余年后，竟以相当隐蔽的方式向全身免疫系统发难。抗结核治疗使溶血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我由衷地钦佩大夫们的认真和勇气。同时，他们的努力也使自身的才智实现了更大的价值。
有一位德国大夫名叫阿尔贝特·史怀哲。1913年，他在加蓬原始森林边的奥果韦河河畔建起了史怀哲丛林医院。面对非洲大陆那么多的疾病、瘟疫和饥饿等灾难，他内心的煎熬几乎令他退却。然而，他从生活实践中得到启示，坚持为非洲那些穷人服务了50多年。他说：“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所能做的是那么少而感到沮丧，然而我试着控制这种感觉，心中只想着当时医治的那位病人。我训练自己想着要医好他，然后我才能继续医治下一个。我觉得这样总比牵挂着非洲所有的病人有效。”让我们大家记住史怀哲大夫的这句话，为每一位病人尽心尽力。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