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中国优秀论文凤毛麟角
科研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据报道，近10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的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论文总量仅次于美国。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还有调查显示，国外科研经费约80%被浪费，国内情况不详，但浪费不在少数。金钱和资源浪费固然可惜，而低质量的科研会严重误导医疗行为，误导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威胁公共健康和人民生命安全。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亟待改变的现实。
就脑卒中而言，我国90%的研究采用的科研方法是回顾性的，即统计分析已患病或者康复病人的资料。这种回顾性研究证据力度很低。即使是前瞻随机对照研究，但如果采用不规范的住院号等抽签和排序法，以及不严格的隐蔽法，也会使研究里面混杂很多个人的主观因素，不恰当的报告及试验设计将使治疗效果产生偏倚。这种系统偏差严重损害随机对照试验的真实结果，得出的结论将不可靠。
为什么我国科研质量不尽如人意？
首先，我们国内知名杂志没有重视国外杂志行之已久的高标准严要求。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一些科研有识之士，包括杂志编辑、临床试验者和方法学家，他们组成小组，撰写了如何规范报告临床研究，经JAMA协调之后发表CONSORT声明，致力于改进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质量，帮助研究者规范试验的设计、执行、分析和总结，并评估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至此，国外许多知名杂志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都秉承这种格式要求研究者撰写论文做实验。如论文作者必须明确标明资料的来源去处，评估报告质量，包括文题、作者、研究设计、目的、入选与排除标准和环境、治疗措施、随机方法、盲法、入选与排除数目和原因、随机分配数目和原因、每组疗效、不良反应、结论、试验登记名册和注册号、资金来源等。这些细节的约束让科研更细致、更透明和更规范化。
其次，研究的资金来源一定要透明。提高临床试验透明化，应公开临床试验所有信息，包括研究者信息、研究者试验单位、研究经费来源、研究目的、研究设计方案、纳入研究观察对象及纳入方法、结果评价指标及方法、结果分析方法、试验结果发现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倚和问题等。虽然我们现在经费较足，政府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加大，但我们写论文或者做试验所得出的实验结果应该注明科研经费的支持者是谁，因为不乏有的科学家在公司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使科研结果受到干扰。
科研方式所产生的正确的科研结论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对制定政策、临床医生的治疗策略、科研经费投入等具有参考价值。希望国内学术科研不要重蹈上世纪50~60年代“大跃进”的覆辙。（本报记者朱永基采写）
论文运动 催生注水文章
受访专家：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景在平
核心观点
硬指标逼出“论文运动”
“科学-问题”才是主干
英国皇家学会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飙升至全球第二名，并有可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多产的科研大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产生突破性的影响；另一些人则批评中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中国学术圈的功利主义。
近年来，我国医学论文，包括SCI论文数量的确呈现迅速增长态势，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更多的却质量一般，甚至有滥竽充数者。更严酷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写论文都是被“逼”出来的。大医院也好，小医院也罢，所有科室一律都要发表论文，且与医生的待遇、晋升挂钩。很多医院在一年之初就给各科室下达了论文指标，“要比去年增加10%”云云。在认清“论文”才是唯一通往“成功”之路后，医生们纷纷硬着头皮去搞“科研”、写“论文”。表面上，大家更加积极要求进步，科研氛围也越来越浓，而实际上这是继“学历运动”之后的新一轮“论文运动”。
“论文运动”就像肿瘤一样，正处于浸润性生长期，其势锐不可当。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正常的，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在科学事实面前，终有一天会被扭转。
论文整体影响力不足，这与一味追求数量也有很大关系，疲于应付数量上的指标，质量下降则是必然。鉴于庞大的科研人数和雄厚的国家资助，中国科研产出的爆炸式增长不足为奇。但科学论文的高产出、低质量却暴露出中国学界的功利主义。
临床科研应该遵循“科学-问题”为导向，在搞科研前，我们先要问问“这么做是否科学”，“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如果答案肯定，再考虑申请基金支持，研究有了收获再发表论文，之后还可能获奖。“基金-论文-奖项”只是枝蔓，“科学-问题”才是主干。我们团队在完成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时，还紧紧抓住用分支型移植物解决主动脉弓夹层动脉瘤腔内微创隔绝术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现在我们又探索用腔内微创瓣膜置换术来解决主动脉严重狭窄的重大问题。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把“枝蔓”当成“主干”，临床科研就会变味儿，或被注水。
此外，我们的评价体系也同样存在问题，只问“有没有”，一切看论文、基金的数量，却从不问“能解决什么问题”。从医院到国家层面皆是如此。“诺贝尔奖”自1900年诞生以来，在100多年的历史中，该奖项已被世人熟知，历届获奖者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其一是获奖者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该奖项公平公正的评奖方式。其科学性、独立性和对解决科学问题的重大牵引性，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临床科研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本报记者王建影采写）
话题讨论·学术会，谁该为你把脉
会议泛滥 背离学术初衷
受访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任委员 张 澍
核心观点
行业学会要引导和帮助
政府部门要管理和监督
学术会议可以促进同行之间的交流、观点的碰撞，许多好的想法也是从争辩中产生的。但是事情也有两面性，会议的过度泛滥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目前全国各地频繁开会，医生四处赶场，为了开会而去开会，导致精疲力竭，最终背离学术交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衷。
拉不到赞助、找不来专家和听会的人，令办会者头疼。繁冗的会议让医生静不下心来做科研，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开会演讲，再开会再演讲，内容千篇一律，创新甚少，俗称“炒冷饭”。其次厂家也叫苦，过多的会议经费让厂家经济上承受重负，苦不堪言。再者管理者也叫苦，有时候为了博取眼球，吸收更多的人参加，盗用国字或国际号会议头衔，哗众取宠、误导听众。真正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学术年会反而在众多会议中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学术权威性也就随之下降。
我认为规范会议要从需求及数量、规模和组织、质量和资质这三方面改革。
首先，一个学科、一个地区在一年之中要规划办几次会议，反对重复开会，反对为名利开会，需要有专门机构进行审批考核办会的能力、条件，申办方需要出示邀请专家名单，阐述会议开办后的收益成效、厂家赞助情况等等，让会议产生应有的效果和影响力。
其次，很多人认为会议规模大，盛况空前，邀请各国专家齐聚研讨提升会议的知名度。但有时候会议规模过于庞大未必是好事，号称几千人的会议，参会人无法与演讲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只能干瞪眼听听热闹，收获甚少。更多的情况是会场冷清，台上的嘉宾甚至比台下的听众还多。
最后，应该从办会质量和资质上去考虑。很多医院的科室都积极举办学术会议，因为医院的评级、检查等申报都需要说明这个医院一年举办过几次国内及国际学术会议。所以大家认为，只有举办学术会才能证明自己的学科建设走在前列，代表学术水平高，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能聚拢业界精英来开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在会议上能拿出让同行敬佩的科研成果和给人启发的临床经验，医生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临床和科研工作中，脚踏实地，当时机成熟时，再与同行分享体会与收获。因此，恰如其分地适时开会才是必要的；而不是忙着赶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讲。
总之， 规范学术会议不可能一蹴而就。 行业学会要引导和帮助，政府部门要管理和监督，医生们要清醒和自律，回归医学研究严谨科学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本报记者朱永基采写）
观点链接
创新需要好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福家
拥有“美丽的心灵”、宁静致远的环境
“美丽心灵”是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它可以允许患了精神病的教授留在校内20余年，最终获诺贝尔奖；可以放手让教授安心做学问，从校领导到系领导8年不问他在做什么，最终获菲尔兹特别奖。而40年前，不论外部环境多么不利，中国科学院还是给陈景润创造了一个宁静的环境，使他可以安心地在小屋内搞数学，产生了闻名全球的成果。
在这样的环境里，没人会问“你的研究对经济有什么用”？也没人计算你发表了多少SCI文章。
能给青年人创造机会的环境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正文第一个标题是“珍视机遇，创造机遇”。文内开头就说：“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最难驾驭的。”年轻人需要各种机遇，其中一个是遇到好的引路人。什么叫“好”？就是“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好的导师和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这是省不了的，是不能用网络、程序代替的。人是人，还是需要学徒—老师这个关系，需要一年、两年以上较长期精神上的培养。这样培养的人才，可以一生独立思考”。
敢于质疑、能够激发思想碰撞的环境
一些著名大学附近的咖啡馆、住宿学院、研究所内的饭厅等，都是不同思想火种碰撞的地方。科学植根于讨论。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花了103个月，前苏联花了75个月，而中国只花了32个月！为什么我国的速度如此之快？这是因为我们倡导学术民主。有专业特长的资深学者与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相互启发，敢于争论。
不拘一格选人才、行行出状元的环境
创新人才行行都有，行行出状元。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不仅出了一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而且出了没有学位的英国工业革命先锋瓦特！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复旦大学，不仅苏步青院士有名，工人出身的蔡祖泉同样闻名全国！如果我们的政策只惠及有博士学位的人，而不关照没有学位的人才，创新的人才体系就不完整，创新型国家就难以实现。
创新还应包括讲求诚信的环境、以艰苦奋斗为荣的环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