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黝黑、粗糙的皮肤，深深的眼袋，稀疏的头发，看起来远远比49岁的实际年龄沧桑得多。同事们说，这些是他26年来55次深入高原，带领团队进驻边防150多个哨所，闻令出击完成急难险重任务13次，为军民服务留下的印证。
他就是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高钰琪。虽然低调、谦逊、不善言谈，但仍无法掩盖他背后令人敬畏的荣誉：由他牵头，联合军内外多家单位开展大协作、大攻关完成的《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为他荣记一等功；2010年12月被评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
高钰琪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几代高原军事医学人心血的结晶，是所有高原医学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60万公里的为军为民服务之路
在高原军事医学系军事医学地理学教研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蓝色、红色记号笔反复圈点的高原地图，笔迹遍布川藏、青藏、新藏线，以及祖国高原国防线的所有兵站、哨所。而在这幅地图上所展现的就是高钰琪及他的团队在20余年高原卫勤保障中所亲历的地方，也成为了这支团队为军、为民服务的缩影。
高钰琪常说：“高原军事医学人对高原有激动、有感动，更要有行动。”去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时，高钰琪正在新疆喀喇昆仑雪山深处为某部哨所官兵做高原病防治知识讲座。接到转战玉树的紧急命令，他一刻也没有耽搁，紧急起程，开始了他人生中第53次的高原征程。
凭借多年的高原病防治经验和科研积累，在32小时的一路颠簸中，高钰琪就玉树高原地震科学救援、高原常见疾病防治和高原创伤、冻伤防治等问题，连夜写了一篇2800字的《玉树高原地震抢险救灾四大注意》，在报纸上发表； 到达灾区后，高钰琪联系后方印制了10000份《高原病防护手册》，并向灾区一线救援人员捐赠了一批由他牵头研制的 “藏天露泡腾片”等价值23万元的高原病防治药物。在玉树的日日夜夜，高钰琪和学校高原病防治医疗专家组成功救治军地高原疾病、高原反应患者1324人，为救援部队和灾区群众巡诊查体5000余人。
回忆起26年在高原军事医学领域的“戎马生涯”，高钰琪笑言“感动”多于“艰辛”。
祖籍内蒙古的高钰琪，198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同年被分到第三军医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工作；1985年，他考上我国著名病理生理学专家、我国高原医学创始人之一孙秉庸教授的研究生。同年5月，他跟随老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也就是这一次为期4个月的高原之行，让他矢志不渝地投入到了高原军事医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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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疗条件远没有现在发达，很多年轻力壮的患者被高原病折磨得无精打采，有些人白天还在，晚上就已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一名19岁的新兵，上山途中患上了脑水肿，去世时连领章、帽徽都还没有领到；一个跟随妈妈上高原探亲的3岁孩子，刚到拉萨就患上了急性高原病，兴高采烈的父亲眼巴巴等到的却是儿子的死讯……”高钰琪告诉记者，当时，官兵们看到穿着白大褂的他们都像是看到了“救世主”，而他心里却因为当时对于高原病的“无能为力”而充满了愧疚。于是，回到重庆的高钰琪一心扑到了防治高原病的研究中。“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了！”
高钰琪告诉记者，我国高原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4，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常住人口达6000万~8000万人。有研究显示，人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病发病率在20%以上，在海拔5000米以上就达到100%。因此，不论是第一次到高原的游客、还是常驻在高原的百姓，都或多或少受到急、慢性高原病的威胁。“正因如此，保护人民的健康，让我们的官兵‘上得去、站得稳、打得赢’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在高钰琪的带领下，高原军事医学系科研团队先后组织200余人次赴高原部队开展现场研究、遂行保障任务、健康查体和高原卫生知识宣讲。在拉萨、三十里营房、阿里和青藏、川藏、新藏等“六点三线”军队医疗单位构筑了一个紧密的医疗合作与服务保障网络，服务一线官兵近2万人次，累计行程60余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5圈。
■科研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第三军医大学校园，有一座隆起在山城的“高原”：高原环境模拟舱。这个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首个低压舱群，不仅可以完全模拟高原高寒缺氧的环境，甚至可以轻易地在半个小时内把人“送上珠穆朗玛峰”。除了高原现场，这里已成为高原军事医学人攻克高原病的另一个主要战场。
在采访期间，记者走进了其中一间低压舱，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胸闷和喘不上气。然而，高钰琪却是这里的常客。在建系之初，他几乎每天都要与高原环境模拟舱打交道，从8时到晚上，从海拔200米的重庆到海拔4000米~5000米的“高原”，从舱外20多度的环境到舱内零下28度的严寒，一干就是20多年。正是因为长期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轮回”，时间在高钰琪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谢顶、皮肤粗糙、大脑供血不足……对于这些，高钰琪只是淡然地借用美军手册上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军医对高原是没有免疫力的。
的确，从建立理论基础，到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低压舱动物试验，再到真正在高原上进行的临床研究，高原军事医学研究者与普通科研工作一样，需要承受着周而复始的试验设计、数据记录、分析整理等枯燥的过程；与此相伴的还要经历高原路途险阻，以及高原恶劣环境给机体带来的无法回避的损伤。正因如此，高钰琪常说，“高原医学研究是需要用生命去做的，科研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于高钰琪这句话，高原系每一名科研人员都有深刻的体会：2004年，高钰琪一行驱车从喀什到叶城，因地势险峻，汽车冲下了10多米的戈壁滩，幸好下方有个沙堆，车上5人均无大碍；2005年，高原病理生理学教研室高级实验师刘福玉和同事在喀喇昆仑山开展现场实验，突发高原肺水肿，血氧饱和度掉到76%，幸亏救治及时，才保住性命……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高钰琪，搞科研几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沉思了很久。“如果说今天和昨天相比有多大进步，我说不上来，但对一个问题的认识确实是更深入了。几年前，我在做一个重大项目结题报告时，也有专家提问‘你花了5年时间，对细胞感受氧的机制认识有多大提高’，我当时想说的是，对于很多问题，也许我在5年前写标书的时候自我感觉认识比较清楚，但经过5年的研究，我发现现在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认知可能还没有以前‘明白’，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也许就是‘科学’与‘科普’的区别，‘科普’谁都说得明白，而‘科学’却需要不断探索，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
高钰琪就是这样，永远保持着严谨的科研思维，怀揣着对科学真理不断求解的执着，为雪域高原带来了数不尽的福音：2006年，由高钰琪牵头，联合军内多家单位协作攻关完成的高原病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因阐明了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等高原疾病发病机制，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现场综合救治措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其间，蕴含了50多年来课题组2000多人次的高原现场科学研究，12万余例病例观察，1100多批次的实验研究。该成果使得我国的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到0.5%以下。这一研究成果作为我国高原军事医学的“代表作”，为我国高原医学走上国际科技竞争舞台赢得了“入场券”……
■打造一支高原医学国家队
在采访过程中，不论谈到为军服务的艰辛，还是科研成果获奖的喜悦，高钰琪总把“感谢团队”挂在嘴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成就一个人的辉煌只需要几年光景，而成就一番事业，需要10年、20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高钰琪常常对新入门的学生说：“做高原军事医学必须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高原精神。”为了让学生能够亲身感受高原，热爱高原，从2005年起，高原军事医学系便开设了为期3个月的高原现场教学。不仅如此，在课堂上，高原军事医学系的老师也都喜欢以自己的高原经历为切入点，和学生们分享在高原的苦与乐，悲伤与感动。
讲到缺氧的原理，高钰琪就会提起几年前在喀喇昆仑山上某个施工队碰到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脸色酱紫、不断呕吐，却依然坚持在工地上背石头。高钰琪心疼地建议该队领导让他下山修养。小战士却冲着大家嚷道，“让我下去，笑话”，“站着，我们顶着高原的天；倒下，我们化作高原的土”。一群十八九岁的战士欢呼着应道。高钰琪闻此泪流满面，学生听了这个故事后也常常会红了眼圈。
在高钰琪看来，给学生们讲述自己在高原的所见所闻，不仅仅是为了形象地阐述病例，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把高原精神的旗帜插在了学员们的心坎上。
“希望有一天，通过我们的努力，人们可以自由驰骋在美丽的高原上，无拘无束地追逐、欢笑、歌唱，就像在平原一样”。这是高钰琪的梦想，也是整个高原军事医学系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