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杭州举办了“伊里扎洛夫（Ilizarov）与骨重建”学习班。原先预定参加学习的学员有60人左右，但到会注册的竟有133人，实际到会听讲者达200多人，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学员中85%都具有高级职称，其中一些还是著名大医院的骨科主任。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对伊里扎洛夫技术的引进、消化、提升与推广总算有了进展，骨科学界的部分医生终于看到了它的价值。
前苏联外科医生伊里扎洛夫教授创立的牵拉成组织（DH）理论，是20世纪生物学、外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之一。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伊里扎洛夫及其同道发明了能自由组合并安装成800多种构型的环形外固定器，形成了全新的微创骨科治疗技术体系，能够治疗传统骨科和高端技术难以治疗的骨科疑难杂症。
伊里扎洛夫技术1981年传到外科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欧洲，在创伤与矫形外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得到热情接纳，目前已有超过40个国家成立了伊里扎洛夫方法与应用研究学会。从此，延续140多年的传统骨外固定技术以崭新的面目步入现代的发展轨道。这一技术对骨科、手外科、颌面外科、小儿外科、整形外科、神经外科、血管外科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由于这一技术的使用，外科医生被迫多次检查患者，实际上帮助减少了并发症，增加了医患沟通的机会。
那么，从伊里扎洛夫教授身上，中国医学界应该反思什么？
他一生工作在偏远的、交通十分不便的西西贝利亚基层医院；他学历不高，从来没有到大医院进修学习过，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却做出了影响世界的重大贡献，成为世界级的名医。
他在国际上的出名，乃至他的技术传播的耦合点，都是通过他治愈的病人。而这些病人又都是在各个大医院经多次手术治疗失败的患者。也就是说，对一名临床医生医德、医术的评价，就是看他能否诊断和治疗别人无法治疗的疾病，而不应过分关注所谓的学术职务高低、论文多寡。
他不会外语，甚至不会讲标准的俄语，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基层医院的一名临床医生，却被授予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还获得意大利、葡萄牙、古巴等7个国家授予的荣誉勋章。
1971年，在他51岁时，前苏联政府投巨资在库尔干市建立“国家伊里扎洛夫技术创伤与矫形科学研究中心”，中心归国家卫生部与社会保障部直属管理，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掌握伊里扎洛夫技术的骨科医生。一个大型的国有医学研究机构、专科性大学与附属医院，用发明该项技术医生的名字命名，足见对其的重视。
伊里扎洛夫技术在世界上传播后，欧洲、南北美洲国家及日本等反应积极，其主流骨科学术团体多次组织考察团，奔赴俄罗斯库尔干伊里扎洛夫技术中心进修，但中国骨科学界对此表现出难以理解的淡漠。直至2006年，也只有我这个工作在小医院的骨科医生前往学习过3次，2006年后又有两位骨科医生前去学习。
中国13亿人口，每年发生100万人次的创伤，有庞大的肢体残缺病人群体，特别需要这项简单、高效、价廉的骨科技术体系。也许是由于缺乏强大的器械厂商推动，或由于在治疗过程中很少需要昂贵的检查，更由于这一骨科治疗体系能够有效地改善下肢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症状与病理进程，延缓或避免实施人工关节置换的经济投入，它在中国的推广才会如此缓慢，而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