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一直默默无闻，不像医护那样行走在病友之间，但患者安危始终系于一身。1989年5月3日，卫生部发文将麻醉科改为临床科室，让众多麻醉医师为之振奋。在他们看来，这是值得纪念的历史转折点。20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走近麻醉医师这个特殊群体，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五彩斑斓的精神世界。——编 者
被直呼为“麻醉师”
应诗达
我做外科住院医师时，兼做麻醉工作。一开始，别人对我的称呼是“应大夫”。慢慢地，同行们开始直呼我“麻醉师”，连姓都被省略了。这个称号经常刺激着我的大脑，让我无比反感。凭我的理解，麻醉师就是技师，连医师的称号也被剥夺了？实际上，我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不公正遭遇，令我郁闷至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享有盛名的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因冠心病需要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专门邀请美国犹太州盐湖城LDS医院尼尔森（Nelson）和詹森（Jensen）两位资深教授主刀手术。我在术前访视病人后，制定了详细的麻醉方案。在术前大会诊时，我慎重地说出了自己最大的顾虑。对艺术家来说，声带就是其艺术生命。而橡胶制的气管导管较长时间夹在声带之间，有可能因异物刺激而引起声带水肿反应，严重者可能会影响日后的音质。提出这一想法， 我是希望取得大家的支持。哪曾想，我的话音刚落，一位主任就轻描淡写地说：“这纯属麻醉师的技术操作问题，无需在这里讨论。”
这让我非常郁闷，思想负担也很重，连续好多天都睡不好、吃不香。直到术前，我才找来当时极为稀罕的进口一次性使用塑料气管导管。手术中，我操作手法特别轻柔、准确，顺利完成了插管。在诱导插管的过程中，我发现Nelson教授一直站在我身旁，在帮我完成诱导插管并摆好手术体位后才离开。值得庆幸的是，艺术家术后恢复得很好，发声也未见异常。压在我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一年后，艺术家完全康复，并重新登台演唱。在答谢宴上，当年参加手术的全体人员都被发帖邀请，远在美国的尼尔森和詹森两位主刀医师也专程赶来。当天，我坐在最后一排，听到艺术家即兴清唱的一段京剧折子，尽管我不懂京剧，依然感觉他的底气很足、声音洪亮，我颇感欣慰。
随后，尼尔森教授上台讲话。在热情洋溢地寒暄了几句后，他出人意料地问了一句：“怎么没有见到应诗达教授？他的麻醉太棒了！”我很突然地被请到台上，尼尔森教授与我亲切拥抱，并嘱我站在他身旁，直至讲话结束才一起携手下台。看得出，尼尔森教授在手术前就非常关心艺术家的声带情况；也看得出，外国同行尊重麻醉医师的工作心态。当时，外国专家对我这位麻醉医师的态度，让在场的国内同行为之愕然。
老一代手术医师普遍轻视麻醉工作，认为麻醉只是“打一针、插一管”的简单工作，是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的工作，是手术室护士都能够胜任的单纯技术操作。这种偏见根深蒂固，以致在手术医师脑海中根本没有专职麻醉医师的概念。对这些，我没有能力去纠正，但心中却始终怀着强烈的“扶正”愿望。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到“麻醉师”的称号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自尊自信，端正工作态度，力求业务过硬。为此，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事事从病人利益去衡量，只求不负于病人。看到病人安然度过复杂的大手术，就是我最大的期盼。这么一来，我的不悦心态反而逐渐转为了平静。
1981年后，我所在的医院对麻醉实施“倾斜政策”，引进了一批本科生。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干麻醉，理由是麻醉是技师的工作，这会让他们感到低人一等。抱着大材小用的想法，他们多数情绪不高，少数人得过且过混日子，或到处钻营设法调离。直到1989年麻醉科改为临床二级科后，手术医师对麻醉科的独特工作性质开始有所认识，手术离不开麻醉医师的依托关系已达成初步共识，麻醉科是医院不可缺少的关键科室这一概念才逐步形成。（作者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
麻醉医师的三味生活
麻味
一位皮肤洁白如玉的年轻女子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只需看一眼她的手，就能知道她是个美女。“侧着躺。”我吩咐道，“把背躬出来，把腿蜷起来，用手把腿抱紧。”她顺从地照办了。一个如此美丽、如此温顺的女孩，真是让人心动！我把她上身的衣服解开，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腰上，开始寻找我要找的目标。终于找到了，我用指甲在她柔软的皮肤上做了个记号。“从现在开始你只能说、不能动。有什么感觉都可以说出来，但一定不能动。”说完，我开始戴手套、消毒、铺巾、穿刺，继续着我下一步的工作。我没有流连于这让人心动的美丽，因为我是麻醉医师。
酸味
当一位患胆结石的病人完成胆囊切除术后痊愈出院时，当一位患子宫肌瘤的病人完成子宫全切术后痊愈出院时，当一位股骨粗隆骨折的病人完成全髋置换术后顺利出院时，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微笑着感谢手术医生的辛苦劳动。而此时，我们麻醉医生正在为下一位病人的麻醉做着准备。没有感谢，没有鲜花，甚至没有治愈病人的成就感，因为我们是“幕后英雄”。谁让我们总是让病人在睡梦中完成手术呢？等他完全清醒了，看见的只是为他换药的手术医生。谁让我们总是在人家背后操作呢？我们总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外，人家怎么可能认识我们？每天提醒自己“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只为帮病人安全地度过围手术期；时刻牢记“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只为更平稳地完成整个手术。
辣味
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整个城市都安静地入睡了。风不大，但很冷，街上没有人。这样的夜晚只适合在温暖的床上享受睡眠。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浅浅地睡着，一个接一个的梦在我脑海里悄悄闪过。突然，内线电话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梦里。当它响第二声的时候，我已经把电话拿起放到了耳边。“急诊室需要插管，快来！”“哦，马上到！”我放下电话，起床、穿衣、洗个冷水脸，只用了半分钟。然后我提起抢救箱，跑下楼梯直奔急诊室——必须在两分钟内到达，然后用半分钟完成气管插管。这样的激烈程度和足球比赛相比如何？完成插管，我走出急诊室，回到麻醉科。这次不用跑了，借着微微的凉风让自己收收汗。（本文由网友“ggniu”发布于“新青年麻醉论坛”）
“我亲爱的病友，谢谢你们”
陈 铭
亲爱的病友：
我是您的麻醉医师。您很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因为从您住院到出院，我在您身边的时间可能就那么几个小时——手术前一天下午，我在您的病床旁访视；进手术室后，我给您上心电监护、打麻醉针，然后守在您身边陪您度过危险的手术时间，接着护送您回病房；术后第一天，我再到您的病床前做术后回访。可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却倾注了我无尽的热情和汗水。甚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
您可能不知道，您那多年未控制好的高血压和高血糖，其实都是我的敌人。您气道里的痰、您不规律的心跳，随时都可能夺走您的生命。切开皮肤和在骨头上打螺钉需要的麻醉药剂量是不同的，开胸和开腹时区别也很大。如果术后的您情况欠佳，就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上一段时间。这看似简单的地点转换，其实并不那么轻松，可能推车轮子下一个小石子引起的颠簸就会让您心跳骤停……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看似平淡的有惊无险里，却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
看着那些稚嫩或衰老的生命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我举着针却真的下不了手。他们那么脆弱、无力，好像我一针下去，就会让他们痛得大汗淋漓。但他们却安静地看着我，默默配合我的操作，甚至勇敢地告诉我：“扎吧，没关系的，我不痛。”
看着那些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大手、稍弯的脊背，我真的会痛心，忍不住私下里唠叨：他们怎么只知道辛勤劳作，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可在我痛心疾首地责怪时，他们却憨笑着。
看着那些曾经红润的皮肤变得苍白，那些曾经水灵的眼睛变得黯然，那些曾经曼妙的身材变得瘦削，我真的会伤感。为了省钱，为了家，为了孩子，她们强忍着病痛坚持着，却不去想拖延的后果是花更多的钱，甚至是花再多钱也无力回天。
我在学校努力地读书，在模型上无数次练习，从前辈身边或教学视频里模仿，在任何场所和同行讨论，经常连做梦都在处理麻醉中的突发情况。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后来才知道，仅仅是我足够幸运，因为我遇到的病人如此坚强。
那天，我给一位清醒的病人用了很小量的镇痛药，谁知他很快出现了呼吸暂停。我赶紧用面罩辅助通气，却发现通气困难，胸壁强直。我立刻喊人帮忙准备行气管插管，自己则继续用面罩通气，手术医生也在进行胸廓挤压……就在同事准备好插管用具的同时，病人呼吸恢复、面色转红。我赶紧拍打着病人肩膀呼唤他，他却先给了我一个微笑，说：“对不起，医生。我刚刚睡着了，有什么事吗？”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着说，“很好，做了一个梦。”我长舒一口气：您的健康和微笑才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还有一次，一个急诊手外伤手术需要臂丛神经阻滞。病人比较胖，我跟他讲，有可能不好打，可能要扎几次。他说：“没事，你打吧！”进针以后，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位置，然后告诉他现在开始推药，有什么感觉随时告诉我。病人马上说：“手麻了，没什么感觉了。”然后，我问他手臂还抬得起不，他马上说抬不起了。
我很高兴药物起效这么快，谁知手术开始后，病人却紧咬着牙关。我问他是不是痛，他先是不说，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才说：“可不可以加点药？”我纳闷他怎么会痛时，他说：“我想安慰你，看你找了那么久！”我马上请手术医生停止了操作，并严肃地告诉他：“我不需要这样的安慰。你不痛才是我最大的安慰！”等了10多分钟，药效才真正达到可以进行手术的程度。
记得当时我有些生气，恼病人欺骗我。直到回到家里我才醒悟：他为了鼓励一名年轻的医生，自己甘愿去承受痛苦！我心里很痛，恨自己不够老练，不能给病人安全感，反而需要他来安慰我。
今天，我想写封信告诉你们：我亲爱的病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坚强，谢谢你们的信任。（作者为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麻醉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