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多年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扶贫的重点地区，在机制上屡有创新。作为扶贫工作的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探索医疗扶贫的体制化、机制化的可持续路径。去年，民盟中央、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民盟贵州省委及北京市委等共同发起了“同心-健康心动毕节行”活动。作为延续，日前民盟中央、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等又发起了“同心行动”重返毕节行的活动，希望在“讲科学、献爱心、医改重落实”的主旨下，使贫困地区恶性心律失常救治工作上升到制度层面。
通过社会各界和学会同仁的努力，我们在贵州毕节通过联系捐赠起搏器、免费实施植入手术已救助了多位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他们从此摆脱了如影随形的死神阴影笼罩。不久前，我们在云南腾冲义诊时又发现了两位具有心脏起搏器绝对适应证的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也通过努力使他们远离了死亡的威胁：住在同一个病房的两位患者，患病后七八年一直因无力承担起搏器植入费用，不得不忍受长期卧床、反复晕厥不断住院、丧失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极低的生活质量，以及随时可能来临的死亡噩运。尽管这些获救治的患者作为个体而言是幸运的，但类似这样的患者群体却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必需的治疗需求难以得到实现。
数据显示，美国每百万人口安装起搏器约700台，我国这一比例仅有31台，而两国罹患需起搏器治疗的恶性心律失常患者比例却相差不多，其中巨大的治疗缺口很大部分存在于我国农村。事实上，对于不可纠正的心动过缓（小于50次/分）以及心脏停跳超过3秒的有症状患者，安装起搏器是唯一治病救命的方法。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困扰这些患者救治的主要有两个瓶颈：技术瓶颈和支付瓶颈。作为一项心脏介入技术，起搏器植入已经很成熟，但尚有一定的技术门槛，通常限定为三甲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实施，目前全国每年完成约5万例，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针对总量不足、资源不均衡等状况，卫生部高度重视，近年来已授权学会通过建立并不断增加培训基地数量，强化专业医师培训认证等举措，力争使部分技术成熟的二级医院也能开展此项技术。
支付瓶颈的解决则需要提高农村患者在本地、必要时去上级医院治疗恶性心律失常的报销比例，以及提高起搏器植入治疗的整体报销比例。大量循证医学证据早已证实，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等恶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唯一救命选择就是植入起搏器，哪怕是仅具备最基本功能的起搏器也能立竿见影。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讲，基本功能型起搏器的植入花费在两万元左右，通常能维持10年。像这样以每年2000元的投入换来患者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乃至重返工作和社会是极具性价比的选择。安徽等地已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医疗扶贫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性，只要理顺了体制、机制，就不会再出现少数获得社会偶然救助的幸运者身后，那些更多不幸患者无奈的表情。真心希望体制、机制的建立就从我们、从现在开始，将基本功能型心脏起搏器等基本救治医疗器材纳入新农合医保的全保范围，让更多的贫困患者用得上救命的疗法，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对他们而言唯一有效的心脏起搏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