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炳毅 1951年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何梁何利奖获得者。解放军第三?九医院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与器官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项，省部（军队）级科技成果奖一、二等奖共5项。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荣获2011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后，石炳毅反倒更加低调了。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如果非要讲成就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石炳毅一个人完成的，应该归功于我们整个团队。”石炳毅对记者说。
作为解放军第三?九医院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的石炳毅，带领团队实施了肝、肾、心、肺、小肠、胰腺、造血干细胞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等多项临床业务，成为国内外单中心开展移植项目最多最全的医疗单位，在国内建立了排斥反应早期预警体系等多项创新性诊疗标准。
11月28日，记者如约一早赶到医院。“不好意思，昨晚熬了一夜，整理学科建设的资料。”石炳毅充满血丝的双眼中，透着疲惫。
德才兼备，方可为医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亦不可以为医。”石炳毅用这样一句古语阐释心中对医生一词的感悟。
从一名农村的赤脚医生到享誉国内的器官移植专家，石炳毅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对医学知识的渴望，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没有尽头的医学之路。从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的那一刻起，他的心中便认同了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
石炳毅说，医生这个职业需要不停地充电，才能应对各种复杂的病情。“光有悲天悯人的情感，没有妙手回春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回首从医40余年，石炳毅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与自豪。“能够把一个个濒临死亡的垂危患者挽救回来，能够突破一个个看似不可逾越的生命禁区……能不快乐吗？！”
“来了，就是一种信任”
1988年2月7日，石炳毅成功地完成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之后，又有了第一例肝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每个第一例他都难以忘记。
早已忘记上过多少台手术，挽救过多少个病人，但在石炳毅心里，还把每位患者都是当做他的“第一次”。“毕竟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手术方案也会有差异。”
去年9月，总参某院校一位离休老首长，从解放军总医院转诊到中心，要求进行肺移植手术。74岁高龄、严重肺损毁、右心衰竭、糖尿病、正军职……让石炳毅感受到了空前压力。
“这台手术到底是做，还是不做？”石炳毅心中有些举棋不定。就在这时，这位老首长握住了他的手说：“我的命就交给你们了，成功了是我的造化，不成功，你们也尽力了，我先谢谢了。”
听完这席话，石炳毅暗下决心：手术必须做，并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就这样，他先后邀请了院内外几十位专家，进行了5次大型会诊，反复讨论手术方案。
最终，手术成功了。“你要问我当时有多么大的把握，我也不敢说，是军人、医生的责任驱使我必须这样做。”石炳毅说。
此外，石炳毅还在科室提出“千万百计治好病，想法设法省点钱”的口号。“病人来医院看病，就等于把钱放在我们医生口袋里，医生点‘什么菜’，完全凭自己的良心。”
以科室为家
石炳毅形象地把团队比作一部机器。如何使每个零部件之间都互相咬合好，同时最大效能地发挥作用，高效运转便成为他每天必须思考的问题。
除了业务、管理工作之外，石炳毅还承担着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每年年初，在研究生答辩之前，他都异常的忙碌。
每位学生的论文石炳毅都要逐字逐句地修改，并且至少要修改5~6遍才可能过关。他希望从这里走出的学生，都能成为行业内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和科研人员。“这样我也能对得起老师这份职责，也对得起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其实，了解石炳毅的人都知道，他患有糖尿病、冠心病已经多年，办公桌上的药盒印证了这一切。石炳毅说，他正处于“围退休期”，争取在卸任之前，把学科建设、团队人才梯队等都安排好。
石炳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移植事业，将移植中心从普普通通的小科室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多学科、集成化全军器官移植中心。“即便我退休了，这里永远是我的家！”简短的言语中，饱含着他对中心浓浓的情感与殷切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