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听诊器随身带了42年
10月17日8时，甘肃省兰州市的气温已降到4摄氏度。66岁的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专家李其棠向诊室走去。尽管家离医院走路也不过十分钟的距离，李其棠每次还是提前一刻钟或者半个小时到达诊室。“这么多年习惯了，就怕病人等我，对他们来说，等一分钟都会觉得漫长。”
李其棠的诊室在二楼，到达诊室后，李其棠从拎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灌满水的杯子、一个黑色小包，开始一天的工作。“别小看这个黑色的小包，可有些年头了。”李其棠说，里面装的都是他诊疗时需要用的“宝贝”。记者打开小包一看，里面是再普通不过的听诊器和叩诊锤。“这些老物件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望、触、叩、听是医生看病的看家本领，一些老病号也看重这个，信得过这些。很多年轻娃娃们都不会用这个了。”
患者艾先生是李其棠当天接诊的第一个患者，李其棠接过病人手中的片子，仔细看了一下，“别等到不行了再手术，片子显示你的胆囊壁厚5毫米，正常应该是2毫米……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是来打工的吗？爱人在身边吗？”一连串的问诊后，他从兜里掏出听诊器，先用手搓了搓，“我这（听诊器）有点凉啊，我给你捂热点。”李其棠边说边让病人撩起衣服，仔细地听了一分多钟。李其棠说，“望、触、叩、听，是对病人最基本的尊重。听诊是第一位的，比如胆道系统病，往往有肩背疼痛反射，叩一叩，听一听就能知道病情的大概。胃穿孔的病人，机器不一定能查出来，但摸摸肚子，听诊器听听，就能知道。听听患者的腹部肠鸣音怎么样，是对肠梗阻的一个鉴别环节。”
“我现在就是一个甘肃人”
说起听诊器，一下子勾起了李其棠的回忆。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之后，全国卫生战线掀起了到农村去为5亿农民服务的热潮。1965年至1975年的1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4000多名医疗卫生工作者、医学院校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甘肃省农村安家落户，李其棠就是其中一位。
“在北京生活了24年，在甘肃生活了42年，我现在就是一个甘肃人。”李其棠说，“1970年，我离开北医大第三附属医院，成为支援甘肃医疗队的一员。我至今还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我的家人都来送我，医院组织了秧歌队，敲锣打鼓欢送奔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现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们是高高兴兴离开的。只是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隔着车窗看见我的母亲在抹眼泪。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到甘肃之后， 李其棠被分配到甘肃省民勤县干农活。“尽管想到了下乡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但从北京到民勤，从医生到农民，对于从未出过远门也从未参加过农业劳动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李其棠说，开荒、种地、打井、放羊，那些农活他都干过。冬天常常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在冰碴水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李其棠告诉记者，老百姓都认为他们是北京来的专家，所以也主动找上门来看病。当时，唯一的医疗器械是他从北京带来的一个针灸包和一个听诊器。手拿这“一包一器”，李其棠开始了在甘肃农村的从医之路。
“印象最深的是为一位难产的农妇接生，村民告诉我过去遇到难产就用秤钩子把孩子勾出来死了算了，到我这不行，在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为她做了侧切，没有缝合用的针线，我只好拿农民家里做活用的麻线，再用烧酒消毒，拿缝衣服的针缝合，事后到公社卫生站消毒处理……”
李其棠说，之所以敢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给产妇分娩，是因为在北京期间的学习让他受益终生。“我在北医实习时，我的带教老师是后来被称作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
17日下午出完门诊后，李其棠又来到位于甘肃省城关区庆阳路兴隆大厦4层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在这里，李其棠的身份是医疗纠纷调解员。下午两点是李其棠和几位专家处理纠纷的时间。记者看到，会议室内大家在仔细分析一起医疗纠纷，各抒己见。
“你看，我不可能回去了，这里不但有我的爱人，还有我的事业，我的患者朋友，他们是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李其棠曾有多次机会出国或者回京，他都没有回去。“不只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医生，最后都选择扎根这里。”
当说起北京的点点滴滴，老人还是有些伤感，“父母都过世了，我最大的遗憾是没为他们瞧过病。”
为西部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呐喊
“当年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曾任甘肃省人大代表的李其棠不无担忧地说，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村卫生资源依然匮乏，西部地区老百姓看病依然很难，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问题。
“都说孔雀东南飞，我们这儿连麻雀都东南飞了。从我们这几届支农之后，能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西部地区的医学生几乎后继无人了。所以我毕生都在为西部医学人才队伍建设鼓与呼。”
李其棠建议，应继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政策完善化。大城市就应该对口承担支援西部城市的任务，大城市的医生也应定向规律性地到西部地区来，到地市级医院带教。
“还要把西部地区工资提上去，起码和中部地区拉平。”在甘肃呆了42年后，李其棠现在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两届委员，享受国务院津贴。由于是特殊人才，他现在还没有退休，年收入6万元。
“在兰州做事肯定要比北京难度大，不仅付出劳动多，海拔1300米，耗氧都比内地多，哪怕给点氧气补助也行呀。”李其棠说，同样在甘肃，部队医院比地方医院工资高3倍。他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政策越应该引导，首先是经济上的补贴，“政策需要向西部倾斜。”
“第三还要实施回炉培训制度。3年允许支农医生回母校培训。例如支农5年回学校或北京大医院进修1年，以有效提高西部地区的医疗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