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2日夜里，一位病人因咳嗽发热几天、在院外输液不见效、病情加重导致呼吸困难来我们医院急诊。当时，急诊值班医生将病人收入血液肿瘤科病房，和其他两位肿瘤病人住在一起。4月14日周一上班，值班医生交班时说，那位病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作为科主任，我认真检查后，首先考虑他为非典型肺炎，并决定先上报医务科，再请专科会诊，同时让科里停止收病人，并通告医护人员加强个人防护。
当天上午10时多，经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生和本院专家一起会诊，果然是一名非典患者。与北京非典指挥中心联系后，下午5时多，病人被转往北大医院。在转运病人和处理病人衣物时，护士长王建华为了避免其他同事被感染，一个人承担下了所有的杂事。
血液肿瘤科发现非典病人后，一部分住院病人出院回家进行隔离观察，只剩下3位与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的肿瘤病人及陪床家属。然而不幸的是，在两天时间内，SARS病毒已经完全污染了环境，致使我们12位医护人员先后因感染非典而住院，其中护士长王建华和医生于可病情危重。
科里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非典让我非常担心。4月27日，身患癌症的我已十分疲惫。得知王建华护士长和于可医生因病危要转院治疗时，我坚持着亲自参与转送。转送完毕，我即感到头晕眼花，双腿无力。当天夜里，我就病倒在了医院。当我爱人从电话里得知我感染非典后，她哭了，反复嘱咐我一定要积极治疗。4月29日晚上，按上级指示，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被全部转到北京酒仙桥医院。
在酒仙桥医院，我与放射科医生杨涛住在东侧房间。房间有几平方米，南北各放一张病床，南侧有个饮水机，北侧是个移动厕所。屋子使人感到非常压抑、憋闷。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体温计，随后又送来吃的。杨涛的情绪一直不稳定，他高热39摄氏度，咳嗽不断。次日，杨涛病情加重，医生将他转移到了另一间病房。后来我才得知，不久他就因病情危重抢救无效而去世。
5月4日，我病情加重，出现高热，呼吸困难。我爱人通过与北京市非典指挥中心联系，将我转到了302医院。我的病情在不断变化，一侧肺部病变受累后另一侧肺紧接着被感染，甲基泼尼松龙从320毫克用到720毫克，并连续应用了5天。其间有两天，我出现了便血，离不开氧气。激素让我双手发抖，吃饭时筷子常掉到地上。我努力坚持着，为了家人，我要活下来！
每天早上医生查房之前，先要关闭门窗，我把头蒙上，让工作人员用一个喷雾器消毒，半小时后打开窗户，护士来治疗。住院期间，为了避免反复输液扎我的血管，一个留置针，我每日自己消毒，竟然保留了13天。经过302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和自己的不懈坚持，我终于逃出了鬼门关。
非典期间，我爱人没少掉眼泪。那时，平日的邻居完全远离了我的家人，一看见就马上躲开，生怕有病毒被传染。就在我住院的当天晚上，我儿子也出现发热，后检查发现白细胞高，幸而不是非典。住院期间，医生为我下过几次病危通知，但家属全然不知。后来又有了更可怕的传说，说我早就没了。这对我的家人而言，是何等强烈的精神刺激！
为了记录科室发生非典的真实过程，我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切付出是为了病人》的信件，寄给了医院党委。那是我有生以来写给党组织的最珍贵的一份思想汇报。
2003年6月20日是我出院的日子。
那天，医院开车来接我。爱人在医院门口看见我那张用激素后肿胀的脸，便使劲咬着嘴唇，克制着自己，但她还是控制不住掉下眼泪。我被送上车，还吸着氧。但那一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新鲜。
这就是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北京通州潞河医院血液肿瘤科发生的非典情况。在生与死的面前，医护人员对病人高度负责，没有一个逃兵，表现出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在抗击非典中，王建华护士长终因病重抢救无效而离世，后被追认为烈士。部分医护人员留下了或股骨头坏死或肺纤维化的后遗症，而今仍在遭受折磨。我想说的是，非典期间，医护人员所做的一切远比电视剧表现的内容真实而丰富得多。
（作者单位：北京潞河医院血液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