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是严重创伤、烧伤、休克、大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也是严重创伤、烧伤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因脓毒症死亡的人数超过前列腺癌、乳腺癌和艾滋病致死人数的总和。近年来，全球每年有超过1800万严重脓毒症患者，且每年以1.5%～8%的速度递增。其病死率高达30%～70%，由创伤导致的脓毒症和MODS在ICU内的病死率高达60%。我国估计每年有300万脓毒症患者，死于脓毒症者约100万。
面对如此凶险的敌人，世界脓毒症日（WSD，9月13日）应运而生。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等8个学术组织在首次WSD大会上签署了“世界脓毒症宣言”，希望到2020年能达成5项关键目标：通过实施脓毒症防治措施，使脓毒症发生率下降20%；通过实施并完善早期诊断及标准化急救处理策略，力争将儿童和成人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较2012年提升10%；公众及专业人员对脓毒症的认知水平进一步提升，脓毒症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词，并成为需要紧急干预的代名词；所有脓毒症患者都能得到最适当的康复训练；对全球脓毒症负担的评估和对脓毒症控制及管理措施的影响力显著改善，建立起全球及地区性的脓毒症注册管理系统。
脓毒症有五多：发病多、病死多、医疗费用多、新概念多、不明确或有争议的问题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外对脓毒症的研究非常之多，既广又深。从基础到临床，从诊断到防治，不断获得新认识，提出新理念，应用新技术，而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却居高不下。
其实，这正是人和致病因子斗争的写照。从人的方面讲，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赢的时候少，输的时候多。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但在面对看不见的小小微生物面前，万物之灵的人类竟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敢问路在何方？还有待我们去艰苦探寻。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思考和研究。
思路一：在机体抵抗力强，遭受外界打击未发生体表损伤时，致病因子常无法“攻破”（除非剂量特大，毒性极强）；相反，在经受严重打击（如严重创伤、烧伤、休克等）时，感染因子则乘虚而入，兴风作浪，进而致病。为此，我们应设计新的策略，不仅在发病机制研究和诊治上下功夫，还应更多注重脓毒症的预防，从人和致病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方面找出切入点。例如，把重点放在创面或胃肠道功能保护上，从源头上遏制感染因子的作用。
思路二：既然一些平时不致引起疾病的因子（所谓条件病原菌，如大肠杆菌）在机体抵抗力降低等条件下可变为致病菌，SARS流行时，原先毒性不强的冠状病毒突然变成具有致死性的感染源，那么我们能否反过来研究如何使原来毒性强的感染因子变为无毒或弱毒的致病因子？
思路三：细菌的抗药性是微生物战胜人类的另一法宝。我们能否进一步研究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和抗药性机制，使微生物失去其“保护机制”，或增加对药物的敏感性？微生物对湿热、弱碱、电磁等理化环境有一定的适应限度，我们能否找出人能接受而微生物不能接受的“理化环境”以遏制其致病作用？ 甚至解除其“武装”？
总之，在攻克脓毒症方面，要做到“知己知彼”，把预防理念放在治疗之前，同时深入了解致病菌的生物学特点、致病因素和发病机制，进一步采取拮抗措施，达到防治脓毒症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