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原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的《回望小汤山》一书出版后，我在第一时间买了回来。在上海的酷暑中读着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小汤山医护人员中间。其中许多感人的故事，不知多少次让我鼻头酸楚、泪眼模糊。
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了北京城。人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首都昔日的繁华景象不见了。从4月上旬开始，北京市接收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全线告急，病床缺口1500多张，医务人员严重不足。4月22日，北京市决定建立小汤山医院。从24日工人进驻工地施工，仅用7天时间，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的高标准现代化传染病医院就矗立起来。在工程队施工的同时，医院的筹备工作在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的组织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包括390种西药、76种中药，共计2000个剂型规格的庞大药品保障计划在一个通宵内完成了；价值9000万元的药品器材超常规采购于6天内完成；百名工程师昼夜安装设备，不到4天就完成了平常至少需要两个月的工作量。
4月29日晚9时，新组建的小汤山医院党委班子成员还未来得及互相问候，就立即去看病房了。在连夜召开的党委会上，党委书记、院长张雁灵描述了摆在小汤山医院面前的三条路：“一是没完成任务，我们背着耻辱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我们都死在小汤山；三是病人得到有效救治，我们的战友一个也没感染，活着走出小汤山。”
由天南地北赶来的114所军队医院的1383名医务人员，组成一支年轻的“合成军”，勇敢地迈入这个被称为“死亡集中营”的地方。此前，许多人写好了遗书。
5月1日半夜，第一批非典病人共计134人到达医院。之后的20天里，北京的60家医院先后转来病人680名，占世界非典病人总数的1/10。那么多的确诊患者，致使空气中的细菌密度比正常环境高出几十倍。有外电评论说：“小汤山医院就是中国的SARS病毒库，说不定哪天就会爆炸。”
炎炎夏日，穿着里外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医护人员每天6~8小时面对面地救治病员。衣服一次次被汗水湿透，又一次次被体温暖干。工作期间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干裂的嘴唇起疱、流血，口罩和嘴唇粘在了一起，摘下口罩就揭下一层皮……一个夜班，护士要换200多瓶液体。常常是这边还没换上，那边就已输完。护士几百趟来回走动，路程加起来足有一万多米。腿像灌了铅一样，加上天气炎热，不能喝水，每天都有很多人晕倒。
5月6日，小汤山医院九病区一位李姓患者反映，他按呼叫器后，护士没来。患者通过病房电话向市长办公室“告状”了。医院立即将病区24小时连续监控录像调了出来。这一看，使在场所有的人都流泪了：一个白色身影倒在走廊里，药水、药片撒了一地。另一位护士急匆匆跑来，将她扶起靠在墙边，然后背起来一步一步艰难挪动……
医务人员的付出超出常人想象。头发太长了，用8000元月薪竟然聘不到理发师，因为“给再多的钱，谁也不愿到那鬼地方送死”。而就在那个“鬼地方”，1383名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与死神争夺生命，用血与汗谱写大爱。
到6月20日，确诊的680名非典病人中有672人康复出院，治愈率达98.8%；死亡8人，病死率1.2%。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小汤山医院创下了这样的奇迹。
医护人员中有许多人长期驻守边陲，从未来过北京。医院计划用一天时间到天安门走走，然后到长城看看……请示报告刚递上去，却接到上级“立即撤离”的命令。6月23日凌晨，北京城还在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90名医护人员已悄然登上返程的列车。
2008年夏天，我到北京为京煤集团总医院进行医院文化培训。得知讲课地点距离小汤山不远，我要求组织者陪我到那儿看看。不巧，双休日看管小汤山医院旧址的人不在。于是，我只能以远山为背景留了张照片，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医者播撒大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