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四川雅安地震，全国几十个抗震救灾医疗队立刻赶赴灾区展开救治工作。如何让医疗行业在灾难来临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提出一点思考。
从灾难医学的视角完成救治
灾难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灾难医学不同于传统的临床学科。灾难医学面对的是更多、更广泛的多发伤员，要求医务人员在院外极端环境（灾难现场）进行救治，且救治方法不只限于临床抢救，还涉及公共卫生的范畴。
五年前，作为上海市医疗队队长，我带领70名医疗队员参加汶川地震抢救时，深刻体会到灾难现场的医学救援与医院里的急诊抢救区别巨大。伤情的复杂性使灾难现场救治方式打破了内、外、妇、儿的院内分科，救治方式更复杂。
一位名叫陈坚的男子被压埋了大半个身子，但他一直活着，在终于被解救出来之后，大家都欢呼雀跃，但是电视镜头一转他很快就死亡了。从医学上讲，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被压肢体或组织的缺血再灌注，引起低血容量休克、高钾血症、脓毒血症或其他毒素快速入血等所致。实际上，在他从废墟里被扒出来之前就要实施医学抢救。这虽是个案，但类似教训在灾难现场远不只这一例。而这样的问题在医院几乎碰不到。
传统大医院专科医生习惯于护士分诊、病人排队的医疗模式，而灾难现场则囿于电力、检诊设备、治疗条件及恶劣的生态环境等限制，即使是知名专家也很难在灾难现场开展专项救治。有些医疗队甚至无法自救，为灾区增加了新的负担。其实这次芦山救援，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方力量“有限制”进入灾区，实际上也是在避免这种“次生灾害”。
此外，即使是进入灾区的医务人员，有些人也没掌握基本的检伤分类技术，往往是根据表象转运伤员，谁叫的声音大，就先转运谁，而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被留了下来。在创伤医生缺乏、卫生条件简陋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时有发生，高致残率及高感染率为后期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
协同建立完整的救援体系
灾难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即在一定社区内，由不同的医疗资源、救援能力而带来承灾能力的差异。相同的破坏性事件对某些社区可以构成灾难，但对另外一些社区则不足以构成灾难。
例如，本次芦山地震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震级相仿，但是我们的人员、财产伤亡比五年前小很多。还有，日本和菲律宾受热带风暴威胁的程度相当，但日本因此丧生的人数只有菲律宾的1/17。也就是说，大灾不一定就会带来大难，这取决于当地承灾能力的大小。
国际灾难医学界通行的PPRR模式认为，根据不同类型的灾难作出反应，通常都包含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灾难前预防阶段（Prevention）、灾难前准备阶段（Preparation）、灾难暴发期应对（Response）和灾难结束期恢复（Recovery）。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我们提出“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作为灾难医学发展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讲，灾前：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培训演练、预案的建立、设备的研发；灾中：现场搜救、检伤分类、徒手心肺脑复苏、后送转运等；灾后：环境的消杀灭净、尸体处理、疾病防治、心理救援、机构重建等。这是一个完整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
从两次大地震来看，灾难救援实施过程几乎涉及全社会的各个部门。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的灾害现场环境往往相当复杂，灾难同时破坏通信、交通、水电、物资供应等，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制约医学救援的开展。医学救援有效与否，取决于灾难发生后政府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对社会资源整合并发挥作用的程度，离不开强有力的科学组织指挥与相关机构的密切配合，保持信息沟通对称，协同作战。
与其他传统临床学科相比，灾难医学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我们学会有健康报社总编辑王硕、著名媒体人白岩松等，还有许多部队医院专家。大家不计名利，在非常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支持灾难医学的发展。这是灾难医学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我相信，历史的代价终将换来历史的进步，我国医务人员在灾难面前必将越来越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