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全军生物医学与卫生装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被总后勤部评为“科技银星”。
李曙光研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系列扫雷防护装具，被联合国列为维和部队装备；他主持研制的装甲救护车，填补中国军队战地救护装备“有编无装”的空白；他提出并推动建成我国首个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中心，从而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将中国军队的战地卫生救护技术水平推进到国际前沿。
“不能让战友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绪上战场。我所有的科研，都是为了筑起战士的生命之盾。”在军队卫生装备科研战线上已经奋战30多个年头的李曙光说，这条路，他还会一直走下去。
“他是来给我们送腿的”
走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第九研究室，一面来自云南扫雷部队指挥部的大红锦旗首先映入眼帘。虽然颜色已有些陈旧，“雷场保护神”五个大字依旧夺目。这是扫雷部队将士给李曙光的最高赞誉。
1997年，中国政府宣布在云南边境进行第二次大扫雷。当时扫雷部队的防护装具相当简单，衣服里加块钢板，扫雷防护鞋则是又长又宽的气囊，一旦触雷非死即残。
在云南边陲千余公里的边防线上，地雷密度达3600枚/平方公里，仅在文山地区就造成数千军民伤亡。“有的村落100个人还不到100条腿！”李曙光受命奔赴云南省进行地雷伤情调查，惨烈境况让从不轻易掉泪的他红了眼眶。
李曙光决心尽快研制出扫雷防护鞋。一双小小的防雷鞋，涉及生物医学、力学、材料学、结构学等多门学科，李曙光初期实验就遭遇了模拟人体假肢被炸成“浆糊”的惨败。他将自己封闭在实验室里，昼夜鏖战；为掌握准确数据，他踏上雷场，进行了几百次实爆试验。28天后，他终于取得成功。（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1998年端午节前夕的一个夜晚，云南扫雷部队总指挥李智伦给李曙光打来电话：“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年轻战士侯伟杰扫雷作业时右脚踩响了一枚TNT当量50克的防步兵地雷，强烈的爆炸冲击波把小侯掀起一尺多高。好消息是，由于小侯穿了防雷鞋，只是大脚趾内侧有轻微的撕裂。战士们说，“李主任不是给我们送鞋来的，是来给我们送腿的”。
那天晚上，李曙光开怀畅饮。
初战告捷的李曙光，又把防护的目光，转向了TNT当量210克的地雷，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防步兵地雷，爆炸致残率为100%，致死率达到60%以上。
经过反复实验和改进，李曙光最终在半年后研制出新式防雷鞋，成功防住TNT当量210克的地雷。原本认为李曙光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的一位地雷设计老专家给李曙光打来电话，连说三次“了不起”。
如今，由李曙光研制出的系列扫雷防护装具，被联合国指定为维和装备，在26个国家的扫雷维和部队中广泛使用。
“有救护车伴随，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李曙光的杰作不只是小小的防雷鞋，还有装甲车这样的“大家伙”。
机械化作战日益普遍，以前肩扛手抬救治伤员的模式已不能适应未来战场。李曙光一直琢磨如何解决“战场救护跟得住、上得去、救得下、救得活”的问题。在部队调研时，战士的一番话让他十分心疼：“我们打仗不怕死，就怕受了伤得不到及时救治，想想那种滋味就非常痛苦。”
研制装甲救护车，可不是把医疗设备搬进装甲车这么简单。和李曙光并肩战斗多年的肖南研究员说，要把装甲车改造成救护车涉及上万个元器件，要让加装的各种“娇气”的诊治救护设备稳定运行，并与其他设备兼容，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难度极大。
接到研制命令的李曙光把行军床搬到了军工厂的车间，一头扎进了装甲车里。第三军医大学领导去工厂调研，到现场看了一圈，硬是没把满身油污的李曙光认出来。
两个月后，一辆全新的装甲救护车精彩亮相。
2001年8月，我军以两栖装甲车为主战武器的军事演习在某海域进行，两辆涂着红十字标识的两栖装甲救护车踏海冲浪，涉水20海里后登陆，与机械化部队同步向前推进，进行伴随救护。
这是我军作战序列中第一次出现装甲救护车。“有救护车随我们冲锋陷阵，心里踏实多了！”演习结束后，官兵们欢呼不已，一位部队指挥长甚至要求马上将两栖装甲救护车带走。
未来战争的模式在变，卫勤保障科研也要积极适应新要求。近年来，李曙光团队又相继开展了系列装甲救护车的研制。他们通过隔音降噪、缓冲减震等设计，有效解决了装甲车内嘈杂、温度高、烟雾大、震动强烈以及伤员上下车困难、费时、体位易改变造成新的伤害等难题，各项性能均达到国际同型装备领先水平。此后，李曙光团队又相继成功研制了轮式、履带系列装甲救护车。
记者在装甲救护车上看到，车内配有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制氧机、急救药品器械，以及战伤急救辅助诊断系统、缓冲减震的担架床和伤员座椅，可以运载10名伤员，完成紧急救治、生命支持和生命体征监护下的快速护送。
现在，我军海岛、高原等多支机械化部队，都陆续列装了李曙光领衔研制的装甲救护车。
科研铁人的新征程
最近，李曙光又在忙着全军重大科研项目“人体防护工程”等任务，没有年休假，也没有双休日。
在李曙光妻子毕丽眼中，丈夫是个“爱工作的好人，不管家的坏人”。毕丽说，李曙光的生日是5月1日劳动节，注定了这辈子就是干活的命。
2000年，李曙光一家乔迁新居，从新家到李曙光的办公室，步行不到5分钟，但从那以后，李曙光就几乎“不着家”，总在办公室挑灯夜战。13年来，毕丽从抱怨到习惯：“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他能健健康康的，再多干几年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1982年，工科出身的李曙光调到第三军医大学后“半路出家”，从一名力学老师转而开展军事医学防护研究。当时，有不少人劝他说：你不是学医的，在医科大学没有竞争力，何况，搞军事医学科研危险大，不要为此耽误了前程。
李曙光回答说：“搞科研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愿为此全力以赴！”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曙光坚持旁听了3年医学基础课程，最终获得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梦想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尤其是搞科研，必须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的精气神！”李曙光常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
“科研铁人”李曙光有股子坚持不懈的狠劲和敢拼命的虎劲。
扫雷防护装具刚刚装备扫雷部队后，官兵们对装备的安全性心存疑虑。“兄弟们，今天的雷场我先上！”李曙光当场穿上防雷鞋和防雷服，毫不迟疑地迈向雷区。
在零下40℃的黑龙江某极寒地区，一台救护装备在试验中“趴了窝”，为便于查看故障，李曙光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脱下手套和维修师傅钻到装备底盘下忙碌了一个多小时。装备故障排除了，他的双手也被严重冻伤。
为真实感受海水对身体的刺激，获取海水浸泡伤救治的准确数据，李曙光在不穿潜水服的情况下扎到海里，好半天才上来，把大家吓得够呛，他却毫不在意。在他看来，越危险就越能采集到宝贵数据，“怕死就不要搞军事医学科研”。
李曙光常对学生说，做军事医学，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有了成果也没有SCI，但每项研究连着的是众多战士的生命。“能实实在在为他们做点有用的东西，我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的士兵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