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年医生
随着医学临床、科研和各种诊疗技术的进步，医生越来越不成为一个具体称谓，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具体的××科医生甚至更为精确的××科××领域的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医学分工精细化的产物，说明医学人员正变得更为专业。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医生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一角活儿”。把病情复杂的患者，看成不同器官出现不同问题的人体，只管自己专精的诊疗领域，除此之外就认为不是自己诊疗关心的范围，就像俗话说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但这不是我们医生的本来面目，也不应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青年医生是我们医学未来的希望，在这一问题上，青年医生理解得有多深刻，直接决定医学未来的美好和完善程度。
外科医生要知道怎么不做手术
从自己的本专业举例来说，我认为外科医生应该精于手术，但绝不能热衷于手术。如果我们考虑问题不成熟，出了问题，我们还可以慢慢改，但对病人来说损失则已经造成、难以挽回。如果我们拿起了手术刀，那么一定得是病人需要，而不是医生需要。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这是外科医生的底线。
在我看来，优秀的外科医生不但要知道怎么做手术，还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以最小的手术获得治愈才是最大的成功。作为一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夫，早在1963年，我就尝试了国内第一例声门上型肿瘤部分切除术，只切除病变部分，最大限度地保留喉的发声功能。手术成功了，病人术后又生存了9年，突破了当时“晚期喉癌必须全切”的流行观点。此后，我们又逐步扩大适应证，改为手术前或手术后放疗，对更严重的病变切除3/4喉，使患者保留语言功能。这一方法使病人5年生存率创纪录地达到80%，后来被广泛推行。晚期上颌窦癌一般要摘除眼球，但我们设法先用放疗控制周边，保留了眶内容物。颈淋巴结转移癌讲究“大清扫”，但我们设计应用局部择区清扫，比国际流行术式领先了整整10年……
按照医院分科制度，很多医生习惯于用本科室的手段治病。但我的建议是，多想想各科室间的配合，往往能拿出更利于患者的方案。
“救命”与“救病”一字千里
除了围绕疾病诊疗的多科室合作，年轻大夫还应该被寄予更多期待。比如，跳出救病的圈圈，放眼救命的各种方法、手段。
我刚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外科工作时，遇见了很多喉癌患者。起初主刀做喉癌手术时还挺高兴的——割了肿瘤，病人就能存活了。但很快，我的看法就变了。一次去病人家访问，看到身高体壮的病人因为无法开口说话精神非常萎靡，呆呆地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头都不抬。没过几天，另一位病人甚至因为忍受不了有口难言的痛苦，跳楼自杀了。
我前脚下手术台，后脚社会上就多了一个残疾人，这样的治疗能说到位吗？如何能在治疗癌症的同时使患者高质量地生存，重燃生活希望？为此，我多方寻找资料、方法，了解食管发音；接着，和医院的很多年轻同事一起找教师、自学、编教材……1990年，我院的食管发音训练班终于开起来了。九成的喉全切除病人，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就可重获新“声”。此后的20年，这个训练班先后帮助近600名无喉人找回了幸福。
有人或许认为我这样的医生是捞过界、多管闲事。但对于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来说，此时的医生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甚至是最后的医生，我们的眼界宽一点，涉猎多一点，为病人多想一点，可能对患者的意义就是巨大的。（本报记者崔 芳整理）
编后语
85岁高龄的屠教授最大的特点是“说话直也敢说”，老爷子看不惯的事儿不少，他说只专注于在自己的小泳池里“扎猛子”，不都是青年医生自身的毛病，还有环境、体制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他倡导成立了“头颈肿瘤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基金”，送青年医生到美国优秀的肿瘤中心学习。
不仅热衷于培养年轻医生，屠教授还是《健康报》的热心作者和忠实的支持者。除了精心撰写一些专业稿件外，屠教授还经常给编辑们支招，对于一些热点问题敢于直言。就在前不久，他还建议我们《医学论坛》版多关注住院医师培养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