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医疗界不太平，浙江温岭患者伤医事件让医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如此惨痛的结果能换来什么进步？是大家对法制的敬畏吗？恐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网络上的反馈看，多数公众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嚷嚷着无良医生太多，应当让医生群体自省、自警，甚至干脆说该杀……
为了让活着的不再糊里糊涂受苦受难，为了让死了的不再不明不白蒙屈含冤，从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我愿意提供一点可能有帮助的专业意见。这不仅是针对医生同行而言的，更是为了曾经和正在经历糊涂医疗、GDP医疗磨难的患者。
客观检查和主观感受有时不一致
事件的起因是温岭医院耳鼻喉医生给这位患者进行了一项微创手术。患者感到手术效果不好，而医学界鉴定手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没有明显瑕疵。这就涉及一个临床医学中难以回避的问题——症状与疾病以及疾病处理效果不匹配。
患者有某种主诉，如鼻塞、呼吸不顺畅，医生检查可以发现一定程度的鼻中隔偏曲，而偏曲是可以纠正的。然后医生判断患者的主诉是鼻中隔偏曲的症状，和患者达成共识（医生说你的鼻塞是鼻中隔偏曲症状，可以矫正，改善症状，患者认可），然后进行了相应治疗。然而，手术后，患者的“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剧。医学鉴定根据客观检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手术效果达到预期目标，鼻中隔正了，也没有发现其他可以解释鼻塞和呼吸不畅的并发症或别的疾病。于是，医患交流的基础破坏了，无法达成共识。患者不了解医学判断的原理，只知道你承诺手术可以改善症状，现在适得其反；医生坚持所做手术没有问题，鼻中隔偏曲纠正了。
从专业角度看，这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鼻塞、呼吸不畅，可能原本就不是鼻中隔偏曲的症状，或者原来只是部分由于偏曲，还有其他影响感受的成分；或者是手术恢复期疼痛等感受进一步使人更关注鼻子呼吸的感觉，结果是即使手术相关的创伤性炎症消退了，患者还是更难受了。
以上是就局部感觉问题所做的推断，而什么样的患者容易走上这条道路，是精神科经常遇到的问题。即在手术治疗的气氛下，患者没有接受积极暗示（手术了，偏曲纠正了，病能好），反而接受了消极暗示（手术做坏了，医生不承认了，情况无可挽回了……）。
就这个患者而言，情况越来越向坏的方面发展，最终达到被精神科诊断偏执的程度。
为适应医疗现代化医患都应转变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耳鼻喉医生或其他科医生，都先变成精神科医生再开始学习其他专科。其他科室的工作节奏和气氛，也不允许都像精神科医生一样主要关注患者的感受和感受出现的心理背景。而且，在精神科不发达的改革开放前，这样的矛盾也并不突出。那时的技术不比现在发达，医生的培训也不比现在更先进。
抛开激化矛盾的经济因素，从医疗本身看，现在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大的区别是：患者多了，检查多了，医生看病人的时间少了。即使在大学附属教学医院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前不久因为外伤做了手术，手术效果不错，过程也算顺利。然而老前辈经过治疗后的感慨却是：以前我们批评医生见病不见人，现在的医疗是既不看病，更不看人，只看化验检查单……这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结果不同，但都反映了目前医疗体制下临床诊疗的现状。
回到温岭事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全科医疗环境下，患者主诉中38%不能归因于某种疾病或药物反应。即主诉不是躯体疾病的症状，有时是情绪症状伴有的躯体不适主诉，有时甚至什么症状也不是，只是一过性的心理生理反应。
这是英国对全科医疗患者情况调查的结果。我推测，现在国内这种情况也存在。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只能提醒同行，也算是提醒患者，有些不适可能不是检查发现的某些异常的直接结果，或那种异常不是唯一有影响力的因素。选择治疗，需要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对改善的可能和治疗的副作用或风险真正了解，由患者自主进行。
真正做到上面说的医生协助下的患者自主选择，需要行医风格的转变，医生方面由家长式向“患者的专家型助手”转变；患者方面需要由受照顾的孩子地位（信任长者，信任医生，配合你的决策），向能够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社会人转变。这也是医疗现代化的趋势。
显然，完成这种转变对中国的医患双方来说，都需要学习和适应，而且难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医生而言，要学会向普通人更细致、更到位地交代病情；就患者而言，不再能期待着到了医院就不用多想、接受照顾。要减少医患间的对立，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转变。
观点链接
医患纠纷后加强心理咨询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吴 剑
作为当地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置领导小组成员，我深切地感受到，心理咨询在医患纠纷的预防和处置中有重要作用。
长期反复投诉的患者，确实有一部分是偏执人格。他们沟通困难，情绪波动，行为极端，使医院头痛，不知所措，非常无奈。长期反复的医患纠纷，又给患者带来了心理挫折，加重了情绪问题，形成恶性循环。按照医患纠纷调解规律，这有可能成为“医闹”、伤医事件的苗头，需要重点关注。其不仅需要本专业专家介入，还需要外院专家介入，以及其他学科如精神科、医患纠纷调解专家介入，避免使医患纠纷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