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办的第八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旭岩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位临床医生的纠结和感动，并指出，虽然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十分艰难，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最初的梦想，不能舍弃对患者的关爱和同情。——编 者
“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
每次谈到职业精神与职业信仰，我都会想起那个飞跑的少年。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身难忘。一个10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花了就没了谋生的最后一点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已经累及呼吸肌，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000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额。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到92%再到85%……我的内心在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孩子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递过来一个喉镜。看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一声令下。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3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署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试想，之前他连一个脚指头都动不了，甚至差点和他死去的母亲一起埋在小山村里。而如今，他却能像“准刘翔”一样奔跑。作为他的医生，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哪一种职业会有如此美妙的心灵体验呢？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从来都感恩上苍给了我一个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似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做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而且每一次都该如此决策，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给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强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谁对谁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成长和转型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也许只是短暂的迷失？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的是，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此时，我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为一位病人忙活了一天，且毫无所获。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没有医保，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要上呼吸机，还有各种昂贵的救命药物。
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是盼到了送钱的人：他辗转借了5个老乡的钱，只借到了3000元钱。我和病房联系，回复却是“的确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为保住她的肾，我要多给她输液。她没钱透析，水输多了很快就渗入腹腔，没有血滤保驾只怕会心衰……我坐在那仔仔细细地算，一双眼盯着她的尿袋儿，心里还祈祷着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5时，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钱，我都没敢问是找了多少人才凑齐的。她父亲问：“够不够？”“肯定不够。”“那还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会超过10万，而且……”我这话说得小心翼翼，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但我不能不说。末了，还要加一句“可能人财两空”。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没有催促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老人强忍着，眼泪却仍然落了下来，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着：“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轻时就走了，我拉扯大他们姐弟。儿子去年结婚，我借钱给他盖了房，欠了一身的债。这，我再跟谁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过来，干裂的嘴一张一合，半晌才出声：“我们不治了，我们回家。”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痛。后来，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我看见她在哭，无声地哭……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抬起她时，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我知道，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
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放弃的，这是无奈的放弃。如果你不能理解这“无奈”二字，那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倏忽间，这“无奈”二字就笔笔刻在你的心头了。通常情况下，令我揪心的不是那些病情重的人，而是像这位可怜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遮盖的自责。我想对他说：“老人家，这不是您的错，不是！”那么，这是谁的错呢？谁该承担这份苦难、这份生命之重呢？
退一步说，如果这位父亲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坚持接受治疗并最终人财两空，他会不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呢？会不会咒骂我们医生赚了“黑心钱”呢？然后打骂侮辱、索要赔偿呢？我觉得，这种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能理解医院增加100个保安可能无济于事的做法吗？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
医生要有“适度诊治”的能力，要有承担风险的胆识
临床决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决策，因为它关联着生命，而且经常不是黑白分明的选择。我们希望能遇到“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决策佳境，但经常却处于“是此是彼，非此非彼”的困顿之中。所以，我更愿意把临床医学描述成一门“灰色的科学”，更愿意承认自己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这不仅是提醒医生要思考、要判断、要权衡，要小心翼翼为患者做出相对正确和合理的抉择，同时也告诫患者要理解临床医学的探索性、局限性和错误率。
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病人是我的邻居。小伙子刚上大二，因发热到一家医院治疗。接诊医生给他做了一个胸部CT，抽血化验了6个项目，包括快速心肌损伤标记物检查，开了两种抗菌药物同时输液。当时，医生给他开了3天的药，并嘱咐他还需再输3天，但一次开不了那么多，让他一定再来开一次。当天晚上，小伙子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孩子越来越重。一知半解的母亲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脑炎，想要联系住院；而小伙子也被折磨得不行，大喊“我能不能不感冒”……
我想说的是，医生要有“适度诊治”的能力，要在诊疗中体现思考的力量，还要有承担风险的胆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对患者深深的关爱和同情。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中，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适度？我感觉是可以的。对我们急诊内科接诊的大量感冒患者，医生仅让他们喝水、睡觉，并叮嘱在何种特殊状况下需要来医院等。如此“吝啬”的诊疗是不是经常漏诊了肺炎或心肌炎，或因为没用抗菌药而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呢？没有。因为这是一个认真的个体化的诊疗决策过程，是一个以患者为本的关爱过程。
我邻居的孩子带着哭腔和恐惧的发问——“我能不能不感冒”，让我很受伤。因为我深知，不是小小的病毒本身让他如此惧怕人类这个最常见的疾病。（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