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作中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12年前，作为医学生的我进入临床实习，为了病历书写，我们常常是在晚饭后到病房询问病史。
有一次，我打算书写一份结肠癌的病历，病人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晚上八点，我来到他的病房。时至今日，我一直记得当时的画面：那是一个双人间，病床靠窗，房间里只亮着床头灯。他静静地斜靠着半躺在床上，伴着略显昏暗的灯光，可以觉察到面容里的疲惫与失意。床头柜摆着一张照片，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妻子和女儿的合影，整个屋子里安静地似乎可以听到时钟嘀嗒的声音。
交谈是从自我介绍开始的，然后是按部就班地采集病史，一切进行得很顺畅。他很理解并配合我的工作，现在，每当想想他，还隐隐记得他那温和而略带嘶哑的嗓音。或许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了疾病之外。在生病之前，作为单位中层骨干的他，有着和睦的家庭和值得期许的未来。对于疾病，他显然已经无奈地接受了，而后续的治疗和病情发展，我能感受到他的迷茫和担忧。作为那样一个年龄的男人和父亲，他礼貌并坚强地隐藏着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我不太记得自己后来说了什么，大概是套用着医学知识在尽可能地安慰他，告诉他要相信医学最终一定能战胜疾病云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安慰尽管真诚，但显然缺乏经验和说服力。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他微笑着对我说：“赵大夫，谢谢你！尽管你很年轻，但你给了我最宝贵的安慰，谢谢你！”多年过去了，我仍能回忆起被他称作“赵大夫”时内心的激动，回忆起那份油然而生的崇高感、责任感……
据说，画家高更在创作传世巨作《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时，已病入膏肓。高更在生命最后时的追问，至今尚无人能回答。
医学对生命的意义，也同样没有完满的答案。这其中，医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国家里，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有一点共同之处，也是医学的神奇所在，就是当你成为医生的那一刹那，似乎就具备了获得患者信任以及给予其心灵安抚的特殊能力。
这些年来，我一直很珍视这种能力，并竭力不让它因为工作的司空见惯或者内心的麻木而失去应有的光泽。在我看来，这种坚持，和对提高医疗技术的不懈努力一样，都是对年轻医生尤为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