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病例的启示
年过花甲的李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就诊，我给他诊断为早期前列腺癌，建议入院手术。他听了我的建议后表现得很沮丧，因为夫妻二人退休后刚刚筹划了第一次出国旅游，所有手续都已准备好，近期就要出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我认真权衡和分析了他的疾病特点，建议他们考虑推迟手术、按计划出游，并且详细解释了前列腺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以及李先生的具体病情、推迟手术的风险等。最终，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按原计划出国旅游。1个多月后，旅游回国的李先生入院接受了前列腺癌根治手术，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另外一位患者李阿姨，因查体时发现双侧输尿管结石、双肾积水来就诊。我了解了她的全部资料后，强烈建议她立即住院手术取石。但她考虑到自己从来没有任何不适，不接受我对她病情的判断，甚至怀疑这是过度治疗，因此拒绝了立即入院手术取石的建议。半年后，李阿姨开始出现少尿、浮肿等症状，并因突发急性心功能衰竭来院抢救，最终诊断为长期梗阻导致双肾功能不能恢复的损害，不得不终身接受血液透析。
这是两个真实的病例，看似很极端，但在临床上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李先生罹患的是人们心目中的绝症——恶性肿瘤，恨不得争分夺秒地去之而心安，但他最终的结果既做到了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又取得了疗效方面最大限度的获益，二者兼得。其原因正是基于医生对患者的准确评估与真诚交流、患者对医生意见的完全尊重与信赖、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的坦然应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阿姨的病虽是目前临床常见的、多发的，且治疗技术成熟、处理手段简单的结石症，但由于患者对医生和治疗方案心存疑虑，加上自我感觉误导了对于疾病严重程度的估计，最终导致了令人扼腕痛惜的后果。
诊疗方案受多种因素影响
和人的性格一样，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脾性”，有些疾病（如前列腺癌）的病程比较漫长，往往在人体内“蛰伏”多年甚至终身都不会危及生命。对于这类疾病，需要根据临床资料对每个病人的病情进行个体化分析，如果预计疾病的发展可能导致损害，就积极治疗；如果疾病的发展趋势比较温和，那么可以选择较为保守、风险较小的方案，甚至定期监测、暂时不予治疗，待疾病有进展苗头时才开始干预。如果把这些疾病都作为“心腹之患”，给予积极治疗，虽有“杀敌”之效，但却会带来“自伤”之害。
与之相反，生活中很多貌似无害的疾病，虽然暂时没有不适症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症，却往往有很大的潜在危害。如果不予重视，有可能养虎遗患，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诸如慢性肾脏病患者因为寄希望于偏方而演变成肾功能衰竭，前列腺肥大病人由于恐惧手术治疗而导致上尿路严重并发症等。
疾病的诊治方案的选择虽然都有很多临床指南/规范作为参考，但并不一定都是特别确切的、一成不变的。由于每个患者有各自的特点，医生和患者双方对疾病的轻重存在不同判断和评估，对治疗方案的风险（失败率、死亡率等）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对疾病治疗的远期效果（治愈率、生存期、生活质量等）有不同的预期，因此，治疗方案的选择往往并不仅仅是单纯由医生从病情和经验等专业角度进行判定，而是基于医生、患者以及患者的亲人们相互交流、权衡之后的最终选择。因此，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医生对患者及家属的态度与期望值的感受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选择规范、可信赖的医疗机构的基础上。从专业医生那里获得专业指导和建议，对于不了解的医学领域的问题不妄加评判和指点，对于专业人士（医生）对病情的解释与判断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医学的局限性保有客观的了解，从而获得对于疾病诊治的准确判断和预计，这才是作为一名“好患者”（或患者家属）应持有的科学和理智的态度。唯有这样，才能从医生那里获取客观的病情评估，并得到最适宜的治疗方案信息。
因此，是把信任连同责任交给医生，还是把怀疑以及选择的权力留给自己，患者的态度有时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要获得最好的治疗，首先要学会信任医生。（邵晓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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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是医患共同目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杨舒玲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十一”长假期间，42岁的吴先生在和几个朋友踢完足球后突发胸痛，被紧急送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吴太太闻讯赶到时，吴先生因心肌梗死生命危在旦夕，医生立即找她谈话，需要她签字手术。事发突然，吴太太懵了。吴先生忍着疼痛嘱咐她：“尽量配合医生。”于是，她果断签字，同意手术。最终，吴先生成功获救。事后，吴先生说：“把疾病交给专业人士（医生护士）来处理，家属应该积极配合。”而医生则说：“医患相互信任，共同努力，‘活下来’是共同的目标。”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做个聪明患者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信任医务人员。很多疾病起病急，进展快，极其凶险，需要医生做紧急干预，包括手术治疗。而这个时候最需要医患双方相互信任、默契配合，争取每一分活下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