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也是人体器官 作为多年从事重型肝炎研究的学者，李兰娟在临床上发现很多重肝患者都伴有自发性腹膜炎，血中内毒素水平也往往升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次与微生态学领域的专家切磋时，学科间的交叉和碰撞令她深受启发，当即决定探究一下感染与肠道微生态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次灵光乍现最终推动了感染微生态学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创立。 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体体表、体腔内存在大量并不致病的微生物群，称为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微生物与人体处于共生状态，并与人体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就像厚厚的草皮和植被一样涵养着人体内的“水土”，成为体内“环境保护的忠诚卫士”。而伴随着抗生素、免疫抑制剂、放化疗、器官移植、介入治疗等医疗手段的广泛应用，应运而生的则是耐药菌株的快速形成、流行，在健康人体内不致病的菌群成员在这些人群中却引起了难以控制、甚至是致命的感染。微生物繁殖快，进化也很快，其一天的变化相当于人类一千年的进化，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曾指出：“药物失去作用的速度甚至与科学家发现新药的速度差不多。”因此，一味应用抗生素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相互关系的微生态学萌芽于19世纪末，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人体微观生态的庞大复杂性，并提出了对应于宏观生态平衡的微生态平衡理论。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等广泛应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人们对由微生态给宿主带来的有益作用及致病作用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正是由于微生物群的重要作用，科学家目前已把肠道菌群视作体内的一个器官，并启动了解析人体肠道菌群基因组的庞大工程，被称为继人类基因组学计划之后的“第二基因组学计划”。 重型肝炎发展的“加速器” 李兰娟等对重肝与微生态学关系的研究点亮了感染微生态学的第一缕曙光：他们通过对31名慢性重型肝炎病人及30名慢性肝炎病人及31名青壮年（作为对照组）的研究首次发现，慢性重型肝炎病人存在肠道微生态严重失衡，表现为肠道有益菌如双歧杆菌显著减少，而肠杆菌科细菌、肠球菌及酵母菌等有害菌显著增加，从而填补了微生态学在慢性重肝领域基础研究的空白。 深入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失调程度与肝病的严重程度相关；肠道微生态失调与血内毒素升高和肝脏的损害有关，肠道微生态变化、血内毒素升高及肝功能损伤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即肠道微生态失衡与血内毒素升高、内毒素血症的形成有关，而内毒素又可加重肝脏损害。 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表现在，肝炎病情的加重可促进肠道微生态失衡，肠道微生态失衡反过来可通过内毒素的过量易位进一步加重肝脏的损害，形成恶性循环。肠道微生态变化在慢性重型肝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加速器”的作用，而研究发现应用双歧杆菌等微生态制剂可以降低血内毒素水平，促进病人肠道微生态平衡恢复，从而首次证实微生态制剂可用于治疗慢性重型肝炎，揭开了重肝治疗新的一页。 感染微生态学破茧而出 在肝病微生态学领域的成功鼓舞着研究者继续前进。之后他们又相继提出并论证了双歧杆菌与肠杆菌科细菌比值可以作为肠道定植抗力指标，阐明了肝移植后存在肠道细菌易位及肠道微生态失衡；并在肝移植肠道菌谱分析及相关干预、微生态与移植后CMV（巨细胞病毒）感染、急性肝衰竭大鼠肠道微生态状况、肝缺血再灌注大鼠肠道微生态状况分析及相关干预等领域取得了可喜进展。 在此基础上，感染微生态学理论终于破茧而出，这一采用微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感染的全新学科更新了抗感染策略，提出由纯粹“杀菌”转向“杀菌+促菌”的感染微生态治疗新观念，首部《感染微生态学》专著也随之问世，感染微生态学学科正式创立。感染微生态学从人体微生态平衡整体的观点出发，提出对可能导致微生态失调的疾病及治疗措施采取相应的调节方法，使其恢复或维持生态平衡，预防由生态失调引起的疾病。同时还用微生态学理论诠释了临床各科感染的发生、发展与转归过程，提出了“抗菌”同时要注意人体微生态平衡，需“促菌”以调节微生态平衡，以促菌达到抑菌、杀菌目的的新抗感染理论。 有趣的是，这一理论与中医的“扶正、驱邪”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强调从人体整体出发诊治疾病。这门全新的学科就是这样从感染病学与微生态学学科交叉的节点起步，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又走到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学科交叉的另一个节点，更多的突破也许又会从这一新的节点诞生…… （王其玲马伟杭胡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