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研究、推动乡村振兴的热潮。然而，在这股热潮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厘清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种种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为实现乡村振兴，推出乡村建设的一系列工程项目，确实很有必要。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要兴旺，不光是上项目、盖园区这么简单，而更多应该思考，市场在哪里？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解决产业兴旺的问题。但就目前而言，许多农产品仍存在滞销现象。因此，地方政府不能一味贪大求全，一哄而起上项目，为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再度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
产业兴旺的根本，是必须解决市场问题。实践中，有些地方发展产业时往往忽视“市场在哪里”这个问题，导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农产品价格波动。
更有甚者，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观察市场，而一味看政府，因为政府有补贴、有政策。如此，市场的作用就会扭曲，甚至失灵。农产品市场一旦发生波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能争取到政策补贴，不至于受损太大，而最终因此买单的，往往是小农户。
如何让政府和市场保持良性关系？一个关键性举措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和价值。在一些发达国家，除非遭遇极端自然灾害，正常年份很少发生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因为种什么农产品、发展多少面积等问题一般由全国性行业协会来管理。一方面，行业协会对供需状况十分了解，能有效避免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相比于地方政府，可以打破行政边界，在行业内实行统一规划。当前，农业产业更加需要创造“有效供给”。倘若地方本位主义滋长，继续盲目上项目，醉心于招商、培训、落地，而不考虑市场的问题，将会大大降低产业发展效率，甚至加深“丰收不增收”的矛盾。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应加快培育行业组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各自定位和作用。
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
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关键在于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关系。有舆论认为，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有的认为，乡村振兴的标志就是城里人回归乡村。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并非意味着应该放缓城市化步伐。相反，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来引领，以实现“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市化也意味着乡村本土人口的减少。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在城乡优化配置、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原因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的融入，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
换言之，乡村振兴本身就蕴含着城市化的元素，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应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助推器，田园生态城镇的新空间，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地。乡村振兴的重点与任务既在乡村，又在乡村以外。因此，要拓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野，注重乡村振兴外部环境的优化。其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互促共进的体制机制，应成为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我国行政村数量庞大，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洗礼，已经形态各异。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乡村，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将会走不同的路径，有的会与城镇融合，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有的可能成为乡村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型田园生态小城；有的村落随着人口迁移可能会逐渐消亡；而大量的村落会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愁依旧的美丽家园。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先对各地区各类形态的乡村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劳民伤财。
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的关系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但产业兴旺不能局限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而应着眼于“接二连三”、一二三产业融合、功能多样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与兴旺，体现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机结合的产业发展与兴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不仅是针对乡村百姓的宜居，同样也应是对城市居民开放、城乡互通的生态宜居。
我们要把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起来，使生态宜居既成为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又成为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在体现三产融合和功能多样的产业兴旺中，乡村休闲旅游和康养产业发展，要以生态宜居为基础和前提。
推进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要强调“差异化”和“多功能”。各地应先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再创造公共性需求；此外，乡村空间还要与服务业、城市化相结合，推动产村、产镇、产城融合。
比如，近来各地踊跃学习的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改善问题。其核心在于，通过植入产业，把社区的公共品变成市场品。生态宜居，如果仅针对本地村民，则需要一定经济实力和公共体制作为支撑，往往不可持续；但如果面向城市并与服务业相结合，有了经济收入变成市场品，垃圾污水、厕所运维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见，我们不能把生态宜居单纯作为环境改造工程，关键要进行产业植入，引入市场机制。
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关系
所谓乡风文明，既应该蕴含中国特色的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乡村农耕文明，又应该体现现代工业化发展的现代文明。因此，其特点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融合与发展。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既体现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又体现治理效果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满意，并具有可持续性和低成本性。
有地方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时，认为找不到载体，工作很虚。事实上，如果把乡风文明上升到治理高度，与德治结合起来，互为支撑，自然也能找到落地的载体。
德治是非正规制度，包括文化、传统、习俗等。在农村，光靠法治是不够的，因为法治往往成本较高，而农村很多事情上升不到法律层面。因此，要注重依靠“非正规制度”，即乡规民约、文化约束、道德引领等，这些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还是相对有效的。
乡贤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这实际上也是传统乡村文化的优势。乡贤是农村社会精英，既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也有比较浓重的乡土情结和乡土意识。这种由乡土情节和乡土意识所呈现的乡村文化，在吸引外部资源、协调关系和形成发展合力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在浙江，企业家、成功人士等回村担任村干部和顾问，参与乡村经济发展或返乡创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把新理念、新思路带入乡村，还把许多社会资本、人力资源导入乡村，形成了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为浙江乡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治理有效必须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主体问题，如何让农民成为主体？这需要加强组织化、更多赋权。然而，怎么赋权、边界在哪里；相对于政府，哪些是社区自我管理的，哪些是政府应当向社区购买服务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厘清。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