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本月23日至25日，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在京召开会议，74名生物技术、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和环保方面专家对四种转基因水稻进行安全评估，但会议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由于事关中国13亿人口的主粮问题，安委会十分谨慎。悬念重重的转基因水稻上餐桌事宜，再次搁浅。
时机仍不成熟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呼声，源自一份由16位院士及其他专家起草并上报的建议书，题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该建议称，转基因水稻已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有安全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但是在去年底安委会的评估会上，此建议未能通过。
今年安委会再次召开评估会，四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包括三个抗虫品种和一个抗白叶枯病品种）一一过堂，仍无一通过。安委会称，“今年的时机依然不成熟”。农业部转基因生物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方向东则表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有许多程序要走。”
什么是转基因？通俗地说，就是将鱼的基因转移给番茄，使番茄更易保存，将微生物的基因转移给棉花，使棉花具抗虫能力。当转基因的“魔法”令百姓充满想象和疑惑时，转基因食品事实上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安委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卢宝荣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准许商品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西红柿、青椒和矮牵牛花，其中棉花规模最大，占全国棉花的60％以上，而后三种作物的比例则不到2％。此外，我国每年还从美洲进口约150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
既然已有棉花、西红柿转基因在前，为何对于水稻，74名专家不能统一意见？农业部有关专家表示，这是因为水稻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它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粮；有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从事稻米生产；我国三分之一的粮食耕地种的是稻米。同时，国际上也没有把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先例。在美国，只有小规模进行了药用型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而伊朗的转基因抗虫水稻（食用）的种植也不过1000公顷。一位专家说：“不值得拿我们的主粮来冒险。”
乐观派和谨慎派
在这场具食品战略意义的表决中，74名科学家分为乐观派和谨慎派，各执一词———
乐观派之所以乐观，在于转基因作物是以一种诱人的多赢面目出现的———农民减少投入，提高产量；公司获取利润；消费者低价获取商品。甚至有科学家称，“转基因水稻晚推广一年，我们就等于放弃了每年200亿元的收入。”在乐观派看来，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也大有贡献。1996年以来，北美由于采用转基因作物，已使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量减少了450万升。
谨慎者之所以谨慎，在于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问题。一些国外科学家提出一系列问题：转基因会不会带来食物和人类健康安全问题？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转基因水稻的种植会不会带来令人头疼的杂草泛滥和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污染等负面影响。一位科学家认为，转基因生物带来了环境安全问题，转基因会使生物物种减少，失去多样化，使很多适应了转基因产品的害虫变成无敌害虫，严重威胁粮食安全。
有趣的是，乐观派和谨慎派的论据是一致的，就是至今还没有发现转基因水稻危害安全的现实：一方默认它是安全可靠的，而另一方则担心它今后会出现危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贾士荣研究员属于乐观派，这位基因工程专家研究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也是今年申报的品种之一。“转基因作物有风险，不等于有危险，”他说，这种风险只有在未来的试验中逐渐消除，不试验就没有机会消除。
转基因管理很重要
有关专家还表示出另外一种担忧。我国参与《生物安全议定书》起草与谈判的主要科学家薛达元说，他曾多次考察国内有关地区的棉田，发现那里转基因棉花品种的管理十分混乱，“农民不知道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很可能将种子流散出去，那将会污染生物环境，是很大的隐患。”
不久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小白鼠肺炎事件，更是敲响了警钟。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一项转基因豌豆研究计划被紧急叫停，原因是喂饲豌豆的小白鼠发生肺炎，豌豆中原本用来对抗象鼻虫的基因却对小白鼠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据记者了解，依照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一种转基因水稻如果要想真正进入商业化的生产，从技术层面，必须经历下面一系列步骤：中间实验、环境释放、生产性实验、生物安全证书，商业化生产，时间一般为6年到8年，一个一个步骤走，一点也不能马虎。
薛达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前提是要有严格的风险评估和有效的安全管理。”不少专家认为，如果无法确立严格的管理体系，再有商业价值也不值得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