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是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传入我国已有半年之久。那么，哪些是影响疫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后续疫情和猪价如何演化？
近日，《农财宝典畜牧版》援引了中泰证券分析师陈奇和研究助理唐翌撰写的研究报告《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概览及经验总结》，试图通过行业分析对非洲猪瘟疫情在高加索地区爆发、传播及防控效果等方面的探究，希望能够为疫情在国内的演化、判断和预测提供一些参考。
非洲猪瘟特征及感染情况分析
病理性
非洲猪瘟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主要集中在高加索地区，从2007年大面积在东欧传播至今，病毒基本没有变异情况；潜伏期、发病症状、死亡特征等在各个国家也基本没有变化（生猪感染后发病时间3天~5天、死亡率高）。因此从病理学角度看，非洲猪瘟病毒具有非常高的致毒性。
传播性
从传播情况看，非洲猪瘟在每个地区从最初发现到大面积爆发的时间非常短，在俄罗斯境内第一次被发现到全境大面积爆发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
从传播顺序看，一般首先在野猪身上发现，随后很快大面积在泔水猪、散养猪之间爆发。以俄罗斯的传播情况为例，2007年传入，5个月内传入全境，其中养殖密度高南方地区受影响严重，由于政府防控和治理的不彻底，2012年在南方地区商业化的大规模养殖场广泛爆发。
病毒防控
从东欧诸国的经验看，非洲猪瘟疫情的广泛传播主要原因包括：生猪和猪肉制品的非法运输；随意活动的野猪、泔水猪、防疫措施落后的散养户是传播的主要群体；养殖密度高；没有有效的防治疫苗、死亡率高。
因此，地区一旦发现疫情最有效的防控措施是各级政府进行有效协同、快速彻底地扑杀以及调运的限制（一般围绕发病区10公里~20公里以内进行扑杀和调运管控）。
但是从东欧的防控经验看，高效持续的疫情防控也非常困难，其中比较失败的案例就包括：政府在疫情之初禁止生猪和猪肉制品跨区域调运，但是由于利差，非法运输和猪肉买卖大规模兴起导致疫情防控失败（高加索地区）；国家层面资金支持不足，导致扑杀损失主要由地方政府债务和养殖户自行承担，使得扑杀不彻底，疫情反复（俄罗斯）。
死亡率情况
选取乌克兰、俄罗斯及格鲁吉亚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死亡情况统计。其中格鲁吉亚是高加索地区第一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由于初次发现时对疫病的错误诊断和政府的不作为，导致2007年疫情发生之初，生猪大面积死亡，当年死亡数量占到总出栏量的25%。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传播过程，政府都进行了相应的防控，因病死亡比例都在万头以内，扑杀量相对死亡量较多，但是对整体出栏量的影响有限。其中，由于政府防控和经费问题，俄罗斯的疫情出现了反复，后期还涉及到大量的规模养殖场。
非洲猪瘟对猪价和出栏量影响
分析师选取了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三个国家的猪粮比（当地货币大幅贬值，猪粮比更具有参考意义）和出栏量数据进行分析，探究非洲猪瘟疫情对猪价和出栏量的影响。
价格方面
非洲猪瘟疫情的爆发并未对猪价的周期性波动造成实质性影响。猪价在疫情首次爆发和爆发几年后仍旧呈现规律性波动，即使是2007年疫情造成格鲁吉亚生猪大量死亡，此后几年出栏量显著降低，猪价依旧遵循周期性波动。但是在疫情大面积爆发后的一年里，对应猪价都出现了周期性反转或者反弹，疫情对于去产能化和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出栏量方面
疫情所造成的存栏量的下降除了在格鲁吉亚，在其他国家影响都有限。格鲁吉亚死亡率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格鲁吉亚是东欧地区第一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初期对疫情存在误判，政府也没有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总体看，只要政府层面在爆发之初能够快速响应，疫情整体还是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的。
对国内疫情的借鉴和思考
政府防控得当是疫情控制的最有效措施。从经验看，只要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扑杀、防疫、调运及补偿措施，疫情对于整体出栏和价格的影响都是可控的。另外从疫情的病例和传播性看，最初的半年传播速度和范围是最快速和广泛的，后续在家猪范围内的影响会出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我国从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之初就进行了严格的调运控制，2019年1月份以来，各省疫情的上报率有显著的降低。事实证明，如果补贴、防疫等政策到位，疫情反复的风险会有明显的降低。
我国养殖密度过高是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我国的生猪养殖密度和存栏体量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行业中仍旧存在大量的散户，防疫的整体水平仍旧落后，因此疫病的防控难度也会有显著的提升。从政府的层面看，面对国内的养殖环境，调运、防控政策和规定短期内很难有松动。
从价格波动情况看，疫情大面积爆发对于行业的去产能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应1年~2年内猪价都会出现上涨。长期看，依靠蛛网模型而形成的猪价周期性波动规律稳定，并未因为疫情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