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0.94% 资金 研报]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5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中欧商学院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表示。
此前，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5月21日回应“中国粮食威胁论”时表示，中国2013年粮食自给率超过97%。一直以来，农业部将主粮定义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并不在粮食定义范围内。
据信，两者的数据系统计时间差异而不同。
4月份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提出，预计三大主粮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不过由于消费增长快于产量增长，自给率的具体数字将从2013年的99%调至2023年的97%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的粮食战略是以我为主、确保产能，同时要适度进口和增加科技支撑。
需求逼迫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5月22日报告显示，中国2013年谷物进口1800万吨，比前一年增长了200万吨。多数谷物来自美国，2013年，中国进口小麦的70%来自美国，还从美国进口了300万吨玉米。
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和韩俊都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膳食结构的改变，对粮食的需求还会有大幅增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做一个调查，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韩俊表示。
钱克明估算，到2020年，每年新增需求为：粮食1000万吨、肉类80万吨、食用油40万吨。
农业承压
“从2001年开始，中国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当年进口的种植业产品相当于耕地当量的2亿亩左右。此后每年进口新增相当于5000万亩播种面积的农产品，到2013年净进口的种植业产品相当于10.05亿亩播种面积，如果按复种指数128%来计算，相当于耕地8.2亿亩。” 钱克明在前述论坛上介绍。
这是因为中国农业资源紧缺。“中国要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20%左右的人口。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三分之二是中低产田，淡水资源是人均2100立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越来越紧，2012年未经调整的耕地大概是18.24亿亩，比1996年减少了1.26亿亩，生态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等占的土地越来越多。”钱克明介绍。
而在钱克明看来，更为严重的是水资源的短缺。“每年农业缺水大概300亿立方左右，而从水当量来算，2013年进口的水当量相当于1486亿立方，相当于我国农业用水的38%。最关键的是水土资源匹配不合理，南方水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以淮河作为一个分界线，淮河以北的耕地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二，水资源才占了五分之一。”
巨大需求的压力下，中国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我国每年大概使用1亿吨化肥，相当于每五斤粮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左右，化肥使用效率比国际低了大概50%，每年使用130万吨农药，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使用效率也非常低，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钱克明表示，“这使得农业环境问题也非常突出。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土壤的残留物超标，包括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20%。”
此外，农业生态系统退化非常严重。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湿地面积减少了340万公顷，全国土壤盐质化的面积达到了1.8亿亩，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北方草原的平均超载率也在36%左右，每年水土流失损失的耕地在100万亩左右。
对农产品需求不断上涨的同时，张红宇称，中国耕地撂荒的现象也很严重。
求解路径
在专家们看来，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基础。
“要真正确保食品安全需要我们整个农业食品的供应链，需要加强整合，要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要允许、鼓励和扶持土地流转。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过程中， 鼓励城市的工商资本，到农业和农村中去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农业，包括设施农业，农业产前产后的服务等等。”韩俊表示。
然而，韩俊表示，“从全国来看，工商资本到农业中去，种粮食的可能连10%都不到，我最近在江苏调研种稻谷的连1%都不到。”
“这是因为农业土地的租金不是由种粮食来决定的，而是由最有附加值、最有效益的作物的收益来决定的，比如说江苏现在一亩地的租金1000元，上海郊区已经达到1500元，租金超过1000元，怎么种粮食都赚不到钱，只能搞一些经济作物。但是从国家的政策来讲，如果都不种粮食，粮食安全的目的有可能就会落空。”韩俊表示，政策鼓励建立适度规模的农场，特别是家庭经营的农场。这个规模大小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多10亿人，但是耕地比美国少10亿亩，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1亿人，但是耕地比印度少6亿亩，因此在现阶段还不能把土地集中到极少数的人手里。上海松江搞农场的规模大约只有10公顷左右。”
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表示，“规模控制更多是属于政治考虑，从经济考虑来讲只要老百姓愿意，就应该积极鼓励。政府关键是要把握住、管制住流转土地的用途。”
李建春认为，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政策和适度农业的区域应该有所区别。“发展农业不能够停留在口号、观点、理念上。我们的政策设计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政策设计，就可能是解决了一方面的问题，而让另一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因此，“农业现代化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范式，或者说一个统一的政策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
李建春称，巴南采取农业产业化解决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农民职业化解决农民的劳作方式，农村社区化解决农村的生活方式。此外，“要解决农民自愿和工商企业参与流转的利益平衡问题，重庆推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集体来进行土地的流转，就解决单个农民和集体大片规模经营当中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