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暖阳下，四川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一批“贵客”在绵延的山坡上扎下了根——浙江安吉黄杜村的农民党员们捐赠的首批100万株白茶新苗顺利种下，成了大山里农民们新的致富希望。
“‘浙江亲人’不仅给我们捐茶苗，教我们种茶技术，还帮我们打造茶深加工产业链，挖掘观光旅游潜力，让我们的对口帮扶又提升了一个层级。”沙州镇镇长白培力说。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从最初的资金投入、物资捐赠到干部援助、人才培养，再到如今的产业帮扶、深度协作，扶贫协作的模式不断升级，让共同富裕的“新苗”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种下产业转移的“致富新苗”
2017年底，一份名为《承接东南沿海毛绒玩具产业转移打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的报告递交给了陕西安康市政府，这是江苏常州市驻安康市工作组为安康市栽下的“致富新苗”。
“产业转移安康，既可以为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又可以增强安康的‘造血’功能，促进错位发展，实现互利双赢。”安康市相关负责人说。
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近150家毛绒玩具企业前来安康考察，并建成投产毛绒玩具社区工厂32家，产业已初具规模。
在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贫困户程爱民的生活也因此有了转机。因为右腿残疾，他曾缺少生活的信心，但现在镇里建起了社区毛绒玩具厂，他在家门口找到了份缝纫机工的工作，每个月有了2000元的固定收入。
因扶贫协作、产业转移而受惠的不仅仅是安康市，也不仅仅是程爱民。在西部不少地区，产业转移后的项目都是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脱贫增收的“致富新苗”。
数据显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仅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援助资金3205万元，帮助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实施苏陕扶贫项目38个，覆盖该县101个贫困村，受益贫困群众4000多人。
在深度交流中结下“累累硕果”
如何既扶贫又“扶智”，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是现阶段通过扶贫协作走向共同富裕需要破解的新课题。记者近期调研时则发现，从简单的“赠予”到通过深度交流实现“精准帮扶”，已经渐成趋势。
在对口帮扶四川省广元市的22年里，浙江省已经累计安排了90亿元资金，派遣各类专业人才4500多人次帮扶青川县，培养各类本土人才2万余人。同样，截至2018年10月，因苏陕合作，两地干部人才互访达2400多批次2.3万多人。
人员的互动，换来的是多层次的深度交流。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交流给封闭的环境带来了生气，解放了思想;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交流让帮扶工作沾了地气，有的放矢。
近年来，苏陕两省不断拓宽人才交流渠道，教育和卫生领域成为交流的重点。双方组织教育系统师资交流培训超1万人次，结对学校(幼儿园)达381所;江苏省35所三级医院与陕西35所县市级医院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
部分协作地区还建立了就业相关的合作关系，组织落后地区的群众外出务工。在城固县，通过与南通共同举办的4次招聘会，已有600多人达成用工意向，累计向南通输送贫困劳动力130人。
2017年，浙江携手青川县举办现场劳务招聘会6场，49家企业提供6000余个就业岗位，达成就业意向2000余人，711名贫困群众在青川浙商企业实现就近就业。
构筑互惠共赢的“希望图景”
“选择在汉中建厂，企业也因此受益，当前东部沿海地区用工成本不断升高，生存压力很大，厂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已将工厂向陕南地区转移的福建商人谢进财说。
东西协作，不仅仅是帮扶，也越来越多表现为共同发展进步。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短缺、市场相对饱和，在东部发达地区面临发展转型升级考验时，广阔的西部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以秦巴山区为例，近年来通过移民搬迁工程，秦巴山区实现了人口聚集，创造出人口红利，正好满足了东南沿海企业的用工需求。而这些带着思路，带着技术的外来企业，也在帮助当地的优势资源对接市场，焕发新生。
浙江方面尽力帮助青川县增强“造血”功能，除了发展产业园鼓励浙商落户，还挖掘出当地生态潜力，发展旅游行业，有经验的浙江企业在当地投资，不但完成了帮扶，自己也赚到了钱，实现了双赢。
据了解，在陕西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推进对口扶贫协作期间，两省签署能源战略合作协议，有关部门、单位签署13个专项协议和32个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将《陕电送苏框架协议》中陕电送苏落地电量增加至每年15亿千瓦时，共同推进“陕煤入苏”工作。
在两省深度合作的32个项目合作协议中，既有特色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也有新型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工业项目，还有园区开发、文旅景观、农村电商体系等平台项目，力图实现两省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