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册亨县喀斯特山区的贫困户姬桥莲一家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最近都先后实现了：全家从穷山沟搬进了县城里的新房，她和丈夫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5岁的小儿子就近在小区里上了幼儿园……
像姬桥莲一样，贵州目前已有110多万人搬迁至城镇。如今，动员群众搬迁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搬迁后，如何“稳得住”?怎样“快融入”?是否“能致富”?围绕这些“考题”，贵州因地制宜配“套餐”，不断探寻破题的“最佳答案”。
超百万深山贫困群众变身“新市民”
“我手里有三十年不变的红本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啥可担心的，早就是‘新市民’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王母社区60岁的移民户陈正洪说，他前年搬迁后，不久就把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镇，现在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服务，农村的山林田土还是自己的。
陈正洪的老家在距离安置点100多公里之外的望谟县麻山乡牛场村。“土如珍珠，水贵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这是当地恶劣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
陈正洪祖辈已在深山里住了几辈子了，他刚进城时确实不适应，时间久了，慢慢就习惯了。现在，他每天接送孙子上学、放学，空暇时和老伙计们一起摆摆龙门阵，享受着天伦之乐。
“都说靠山吃山，但这里‘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在麻山乡工作多年的望谟县政协副主席胡亦说，麻山乡地处石漠化严重地区，几十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扶贫效果十分有限。
麻山乡是贵州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要脱贫必须跳出深山寻出路。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调研发现，经过多年实践，就近搬迁、就地安置的方式脱贫效果不明显，决定从2017年开始全部实行城镇化安置。按照规划，贵州在“十三五”期间将对188万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万人，占全国搬迁计划的15%。
“搬比不搬好，搬到城镇比搬到农村好。”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城镇化安置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让贫困群众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目前，全省已有112万人搬至城镇，成为“新市民”。
一揽子“套餐”助搬迁群众“快融入”
“搬进城后吃什么”成为易地扶贫搬迁首要解决的问题。黔西南州、铜仁市等地的基层干部说，为解决移民群众就业问题，当地开拓了多种“走出去”和“请进来”渠道。
黔西南州安龙县突出“产业配套，保障生计”，在城北安置区“五福小镇”配套建设了食用菌产业园，此外还在小镇周边村寨建设香菇种植大棚1000余个，可解决上千人就业。
“只要人勤快，不会没事干。约有六成群众在搬迁前就外出打工，他们搬迁后大部分还将外出打工。”铜仁市碧江区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申胜云分析说，安置区除设置物管、保洁、保安等公益性岗位外，还引进了服装生产、箱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些地方还把工厂建进社区，把车间延伸到移民群众家里。
黔西南州自2017年底开始探索实施“新市民计划”，从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教育、就业创业、卫生健康、资源权益、兜底保障、社会治理、社区党建等13个方面，推出了“一揽子”配套措施，系统地帮助搬迁群众向“新市民”转变。
黔西南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尧忠说，黔西南州建立了“新市民居住证”制度，州内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均可办理，持有人可享受安置地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免试就近入学等39项公共服务。
“断穷根”绘就新时代幸福画卷
“安置点学校正缺老师，我准备明年报考。”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坪东街道南兴社区服务中心上班的黄芳说，她老家在普安县地瓜镇岗坡村，她们一家早在前年就搬到了现在的社区。今年6月，为了照顾父母，她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社区公益性岗位。
“我是国家扶贫政策的受益者，也要回报社会。”黄芳说，求学的经历让她意识到了家乡的落后，国家的好政策让她看到了家乡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希望。
在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一所所现代化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正拔地而起，“教育拔穷根”的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多贫困群众的认可。
“我们学校是‘抢建’出来的。”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龙江小学校长杨宗槐说，学校是专门为移民安置区配套的，原本计划下学期招生，没想到今年9月就有200多名学生报名。
“上联：易地搬迁入德龙;下联：同心致富奔小康;横批：后发赶超”，这副贴在新家门口的对联，难掩移民户冉丛华从深山搬迁至城镇的喜悦心情。
“不要再贫困，不要再落后，我坚信在这里能改变一切。”冉丛华说，如今安居落户了，一定竭尽全力供孩子们读书，彻底切断穷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