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听取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走上设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部长通道”，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澎湃新闻有关如何部署打假时，张茅引用报告的内容说，“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此外，张茅还再次表示，要加强企业的自律和社会共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天下少假”。
五年全国两会四次回应打假问题
作为组建近一年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把手，张茅在近五年全国两会上，已四次公开谈及打假问题。
2015年，张茅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身份，首次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也是他所在的工商总局首次参加全国两会记者会。
有记者抛给他一个如何网络打假的问题。他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政府有关部门要严厉查处，使得售假者付出的成本高于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成本，甚至罚得倾家荡产，假冒伪劣的商品才能逐步消失。此外，他还希望消费者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闻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时隔两年后的全国两会上，有舆论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随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制售假案刑罚不足、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导致制售假公开化产业化的问题。
张茅也关注到这一备受社会热议的话题，在记者会上答问时，他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逐渐减少假货的方法：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大惩戒力度。
如何加大惩戒力度？张茅提出要建立社会共治系统。在他看来，这个系统包括企业自律、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少假”。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张茅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部长之声》，第三次谈到打假。针对“能不能像查酒驾来打假”的问题，他再次表示赞同：“过去酒后驾车罚款一次解决了，现在酒驾严重的可以入刑，现在就很少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阳光下公开。有些企业讲罚我多少钱，我认了，而公开曝光就损失很大。”
他还说：“公开有时比依法惩罚的震慑力、杀伤力更大。它就记在那儿了，谁也改不了。”
过去一年，假疫苗、假保健品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张茅回答打假问题时，首先表示要抓住重点领域，特别是食品、药品、儿童、老年人用品等重点领域。
他还提出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没收和全部销毁被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得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与以往的举措一样，张茅还表示要加强企业的自律和社会共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代表：技术+共治打假路子可全社会推广
五年全国两会，四次谈打假，虽然关注点不同，但张茅均谈到提高制售假成本。这也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近年两会上关注的议题。
阿里巴巴发布的一份打假年报显示，该平台在2017年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超5万元起刑点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共接收1910条，已进行刑事打击的740例案件中，共判决129人，其中104人是缓刑，实刑率仅19%。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亦建议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对制售假者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产生威慑和预防的作用。
此外，他还建议完善制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则进入司法阶段加重处罚，形成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售假主体。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郝世玲也带来一份“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议。她建议加大惩罚性赔偿，把制假售假者罚到倾家荡产，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张茅在回答打假问题时，两次谈及要加强社会共治。郝世玲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打假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仅靠单方难以解决，必须社会各界联合共治。
实践中，有的电商平台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主动防控疑似侵权商品，还联合品牌权利人成立打假联盟，并协助全国执法机关打假，探索技术加多元共治的打假路子。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表示，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并且和其他执法部门相联合，能更高效、便捷、快速地锁定假货并移除市场，这对制假售假者都是一个打击。
“这种在立法层面以外的打击制假售假活动，也是打击售假行为的前置措施，技术加社会共治的打假路子可向全社会推广。”方燕说。
在回答澎湃新闻有关如何部署打假时，张茅引用报告的内容说，“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此外，张茅还再次表示，要加强企业的自律和社会共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天下少假”。
五年全国两会四次回应打假问题
作为组建近一年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把手，张茅在近五年全国两会上，已四次公开谈及打假问题。
2015年，张茅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身份，首次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也是他所在的工商总局首次参加全国两会记者会。
有记者抛给他一个如何网络打假的问题。他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政府有关部门要严厉查处，使得售假者付出的成本高于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成本，甚至罚得倾家荡产，假冒伪劣的商品才能逐步消失。此外，他还希望消费者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闻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时隔两年后的全国两会上，有舆论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随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制售假案刑罚不足、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导致制售假公开化产业化的问题。
张茅也关注到这一备受社会热议的话题，在记者会上答问时，他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逐渐减少假货的方法：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大惩戒力度。
如何加大惩戒力度？张茅提出要建立社会共治系统。在他看来，这个系统包括企业自律、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少假”。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张茅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部长之声》，第三次谈到打假。针对“能不能像查酒驾来打假”的问题，他再次表示赞同：“过去酒后驾车罚款一次解决了，现在酒驾严重的可以入刑，现在就很少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阳光下公开。有些企业讲罚我多少钱，我认了，而公开曝光就损失很大。”
他还说：“公开有时比依法惩罚的震慑力、杀伤力更大。它就记在那儿了，谁也改不了。”
过去一年，假疫苗、假保健品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张茅回答打假问题时，首先表示要抓住重点领域，特别是食品、药品、儿童、老年人用品等重点领域。
他还提出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没收和全部销毁被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得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与以往的举措一样，张茅还表示要加强企业的自律和社会共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代表：技术+共治打假路子可全社会推广
五年全国两会，四次谈打假，虽然关注点不同，但张茅均谈到提高制售假成本。这也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近年两会上关注的议题。
阿里巴巴发布的一份打假年报显示，该平台在2017年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超5万元起刑点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共接收1910条，已进行刑事打击的740例案件中，共判决129人，其中104人是缓刑，实刑率仅19%。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亦建议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对制售假者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产生威慑和预防的作用。
此外，他还建议完善制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则进入司法阶段加重处罚，形成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售假主体。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郝世玲也带来一份“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议。她建议加大惩罚性赔偿，把制假售假者罚到倾家荡产，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张茅在回答打假问题时，两次谈及要加强社会共治。郝世玲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打假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仅靠单方难以解决，必须社会各界联合共治。
实践中，有的电商平台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主动防控疑似侵权商品，还联合品牌权利人成立打假联盟，并协助全国执法机关打假，探索技术加多元共治的打假路子。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表示，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并且和其他执法部门相联合，能更高效、便捷、快速地锁定假货并移除市场，这对制假售假者都是一个打击。
“这种在立法层面以外的打击制假售假活动，也是打击售假行为的前置措施，技术加社会共治的打假路子可向全社会推广。”方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