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读书时，当时的文化生活确实十分单调，电影、收音机成天放的是样板戏和语录歌，8个样板戏的唱段我几乎都能唱下来。绝大多数书籍是“封资修”的不让看，那时，我们生活在文化沙漠里。
1977年秋，我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我学的是文学专业，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四人帮”刚垮台，冰河已解冻，许多曾被视为“毒草”的禁书，这时都成了“重放的鲜花”。书籍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社科类的好书我都拼命地读，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本专业的文学书籍。入学时我的视力1.5，一年后便戴上了100度的近视镜。那时的大学生活没有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周末舞会，星期天郊游……尽管北京有许多好去处，但多数地方我无暇光顾。读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天不读书，我竟会有种犯罪的感觉。当时，我们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一下课，我们就往图书馆里钻。尽管北大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位居前茅，有2000多个座位，但对这所近万名学生的大学来说，仍显得僧多粥少，后来者只好另寻僻静处。这种情况白天还好些，因为一部分同学去上课。到晚上就很困难了，为了保证大家都有机会在图书馆读书，学校给每个宿舍发了一个座位牌，凭牌入座，保证每人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能在图书馆看书。当时我对读书简直有股舍命般的感情。
埋首群书不够，买起书来也真狠心。作为一名穷学生，每月享受十元助学金的我，竟也买书成癖。每逢学校来了新书，总是挤进人群，有空闲时间常去离学校仅数百米的海淀书店，选购自己所需的书。好在当时的书价相当便宜，一本书只要块儿八毛钱。当然有时一摞书抱回时，统计一下价格，才知道这个月的饭菜成了问题。文学书籍对我的诱惑竟远甚佳肴美味。
大学毕业后，我到福建师大任教。记得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托运简陋的行李时，四纸箱的书是我当时最大的财富。星移斗转，15年过去了，大学的生活在我的生涯里也已退去10年余，但读书、嗜书如命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虽然，现在书价贵得吓人，但遇到好书，再责也要买。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时代充满了变化，充满了各种未知的机遇。但我感到我这一生恐怕是无法与书籍分离了，因为读书给我的怡悦是别的所无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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