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历史上罕有的清官，根据各类史实记录，他肯定没有贪污、没有受贿、也从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但是估计大家难以想到，这位清官生活上是很穷困的，穷到什么地步?当年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必须要依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两斤肉，这个事情传到了总督胡宗宪的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就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瑞给老母过生日了，还买了两斤肉!海瑞的故事
海瑞最后当道了吏部侍郎，这个就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的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去看望，只见海瑞家中布衣陋室，很多衣服都是破的，这位助理感动到眼泪哗哗的流，通过组织关怀，凑钱才给他下的葬。有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过，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可以佐证。
萧条棺外无余物，
冷落灵前有菜根。
说与旁人浑不信，
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一生清廉的官员应得到的下场?
这里我们得先看看明朝官员们的工资情况，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朝历代里面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是五百七十六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元。正司局级干部每年名义工资是一百九十二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九百人民币。二七品知县每年只有九十石大米，折合**民币，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
设身处地的为当时的县太爷们想想，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每家人口最少也有五口，这是其一;其二当时没提倡男女平等，也没有双职工的说法，平均起来每家五六口人都指望这个县太爷每个月一千八百四十元的工资，这已经是今天的低保水平了。其三，当时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是没有的，部分地区甚至连退休金都不给。
但是清官有个好处，少了一大笔的其他开销。他们不**不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官员、晋级考核和上京觐见的费用都可以免掉了，“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也可以不管。因为他们是清官，那是真的穷，没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去揭发检举，名气一旦打出来，一般人不会冒险因为这些费用去敲诈他们。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驿站的招待不够意思，那时候的驿吏相当于现在县招待所所在兼邮电局局长，总督是省部级干部。估计这个事情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海瑞逼的。淳安在海瑞当官时期，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差不多弄出了一套今天的“三严三实”“八条禁令”，下边的下官收拾的战战兢兢，招待费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胡公子生气呀，直接叫人把驿吏绑了，吊在驿站门口，这就是招待规格过于节省的下场。海瑞的故事
事情传到海瑞耳里，带出一队官兵，当即下了胡公子一行人马的武装，捆了带回审问。胡公子着急大骂，你他娘的以为你是谁，我爹可是胡宗宪!海瑞冷笑一声：接胡总督的之时，要求我们各级官员外出不需铺张招待，遵行“三严三实”，胡部长家风一向甚严，听闻胡公子也是作风严明，今天你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之多，辉扬跋扈，还胆敢违反省级禁令，必然是假冒的。最后将胡公子扣押，从行囊中搜出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最后这事情传到胡总督哪里，说有人冒充他的工资，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宪宗哑巴吃黄连。
在海瑞从政二十多年里面，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尊重，也被遗弃。虽然大家仰慕他，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来办事。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是户部主事，正六品。事值严嵩去职三年后，此时的嘉靖皇帝对执宇之权大有疲倦之意，经过慎重考虑，海瑞提上了著名的奏疏。直接指出嘉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而又愚蠢的君主，官吏贪污、役重税多皇帝本人应该直接负责。最后还补了一刀，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说普天下的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这个奏折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直接斥责皇帝的性格否定他的一切，的确是古今罕见。史书上写到当年嘉靖读完之后大喊“抓住海瑞!那个咒骂我的畜生，不要让他跑了!”1566年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但也没杀他，关了十个月，新皇帝隆庆登基后才放出来。
海瑞在辞职回乡的时间里，曾经给张居正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帮忙主持公道。张居正是这么回复的：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
这种委婉的语句，佯作同情，阴为责备的方式，正是文人擅长技巧。意思说海瑞过于躁进而轻率。一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规则，加之海瑞在一些讼诉事件上过于自信，没有专门对地方情况做周密的考察，没有对社会的真正规则去做研究，恐怕是很难得到认可。
1587年，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让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去为这位大众心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心做安排了。
黄仁宇是这么评价的：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作用也只能作为榜样层面，对于他的政治措施并没有很多实际功效，海瑞在为官过程中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不靠技术和经济力量去扶持民众，引导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与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个人道德之长，不足以补救组织能力和技术之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