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作者：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简析】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他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我的母亲》是老舍先生在得到母亲去世一年的消息后，饱含血泪，第一次详尽描述了母亲的一生以及他对母亲的敬仰，挚爱与怀念。这篇散文发表在1943年4月《半月文萃》第九、十期合刊上。整篇文章以无华的语言表达淳厚的情感，向我们呈现了一位爱子无痕，润物无声的伟大的母亲形象，感受领悟母亲平凡中的不平凡，以及老舍念母之情蕴含的博爱达观，坚韧奋斗的人生志趣。文章语言质朴，情感浓烈，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在这篇散文里老舍是从母亲的身世谈起的。这样追本溯源，使文章富于情节的发展变化，虽是散文笔法，却像小说一样能引人入胜。作者沿着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的线索，形象地写出了母亲的种种优秀品质。同时作者在结尾用近乎排比的句式写下了母亲对于他的根本意义，这样就使人们自然地将对老舍的热爱转化为对母亲的崇仰和缅怀。
老舍笔下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是他遇到的“真正的老师”，因为她给他的是“生命的教育”。沿着这条线索，老舍塑造了一个感人的母亲形象。全文从平静的语调开始，感情愈来愈浓厚，情调愈来愈激动，句势愈来愈紧促，直至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唤，“心痛!心痛!”赤子之心，溢于篇外，戛然而止，余味无穷。
文中这位母亲勤劳诚实而且做事总是那么仔细认真。母亲帮人家洗衣服挣钱养家，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手常浸泡在水里，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这句精彩的白描具体而生动地写出了母亲的辛苦。“终年”二字突出了母亲一年到头的劳累，“鲜红微肿”则将母亲辛劳的程度逼真地展示了出来。“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寥寥数笔，一位“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的勤勉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已是惟妙惟肖。“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母亲的勤劳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母亲乐于助人，总不怕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又给人淳朴善良印象。
母亲有着软而硬的性格，善良而又坚强。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母亲又是那么的坚强，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挑起当家的重担，保护自己的儿女。 “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难以想像一个无助的妇人是怎样承担得起那么大的生活压力的。
母亲与儿女之间言语交流不多，但是从作者记叙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母亲与儿女之间内敛而又深厚的感情。文中几次写到了母亲落泪：为哥哥流泪，表现母亲的无奈和良苦用心。为我升学流泪，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母亲知道后不但没有责怪“我”，还想方设法筹齐了保证金，“含泪把我送出门去”。这让母亲“作了半个月难”才筹齐的巨款，不正是无私母爱的结晶吗?而最催人泪下的，则要数母亲在除夕之夜送“我”返校的情景。“除夕，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时，母亲“笑”了。只一个“笑”字，就将母亲见到儿子的那种喜出望外的心态和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时，她先是“愣住了”，然后是半天才“叹出一口气来”。这一“愣”一“叹”，包含了丰富的心理活动，反复咀嚼，令人感动。临走时，母亲“递给我一些花生”，说了声“去吧，小子”。母亲的这一声“去吧，小子”，听起来极平常，仔细品味，却不由得让人潸然泪下：母亲是多么地渴望儿子与自己一起热热闹闹地过春节，然而，当她明白“我”必须返校时，她却故作平静地让“我”离去。母亲这平静的反应下，遮掩着多少的理解，遮掩着多少的深情啊!母亲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让老舍泪眼朦胧，又怎能不让读者为之鼻酸呢!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甚至连话语也说得不多，老舍的母亲就是这样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爱着自己的子女，爱着自己的家庭，爱着自己的亲友，爱着自己的邻居……总之，母亲有着大海一般无私、宽广的胸怀，无时不在为自己所爱的一切默默地奉献着。而她的勤俭诚实，做事认真，爱花，爱清洁，守秩序，待人真诚忍让，善良坚韧等品质以及做人一定的宗旨和基本的法则都是通过她的身教，在习惯、性格、为人处世等方面给予“我”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因此作者说这是“生命的教育”。
从文章中我们还深切地感受到老舍先生对母亲的赞美、感激和思念之情。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因此“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这一句连用四个“怕”字，表现内心的恐惧，写出了对母亲的挚爱深情。再如“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却失了根”，这段话是作者在抗战时期被迫躲到四川却见不到滞留在北平的母亲，无比思念又担心年迈的老母遭遇不测所表达的忧惧、思念交织的复杂感情的一段话，作者以其凝练的文字表达出来，其隽永意味是颇具性启发的，足以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