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可谓现世之见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3lian.com/zl/转载请保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
争议
孔子提出的许多原则(或是相对真理)命题在中国社会长期实行，无可避免的产生了实质的伦理困境与悬而未决的争议，学者纷纷提出质疑，让世人实质检视这些命题可能产生的偏差或片面性：
“孝悌为仁之本”，“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等，哲学家黎鸣认为:“与老子相反，孔子把“道德”放在“仁义”之后，也即忽视了人类的“公德””，“而且深信，在家为孝子的人，在朝廷也必为忠臣。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推论，不是真推论。”这样只有成就了家(皇族)的天下，对整体意识影响深远。
“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鲍鹏山：“问题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是好心而办的坏事。”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分见于《论语.子罕》与《论语.卫灵公》，原解为:“人应该如好色一样好德。”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见南子”事件，为孔子为挽回学生子路不悦，疾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其与卫灵公夫人南子暧昧不明，，产了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争议性解释：“孔子在德与色的比较之中，揭示了男人好色的普遍性或一般规律。”此种解读，媚俗且沦丧道德，但却有史为证，儒学界皆感尴尬而避谈。
孔子衣冠断代
满清入侵，明朝灭亡，满清血腥强令剃发易服，使自黄帝时代起绵延数千年的汉服文化遭到毁灭。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副使的孔子后裔孔闻謤上书表示：孔家衣冠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希望能够保持不变，免受剃发易服。多尔衮回应：剃发严旨，违者无赦，本应将孔闻謤处死，但姑且念在孔子后裔份上不杀，革职永不叙用。民国元年(1912)，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案》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正式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至今台湾沿袭不替。[33]故马英九、郝龙斌、孔德成、孔垂长等祭孔时，皆穿国民礼服，而非古代之孔子衣冠。或有不明礼服因革损益之制者，故讥评马英九为“夷狄祭孔”。
批林批孔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及“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至1974年，中国大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幸的是，这个运动流于外在形式，并没有做真正的内在革新，黎鸣因此说到：“毛泽东事实上还在继续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还在继续坚持孔丘及其儒家所倡导的说谎的“文化”和禁言的“政治”。”
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的文物古迹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连孔子墓亦被炸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砸断，庙碑、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捣毁。明代之后衍圣公的坟墓全部被扒，甚至有人将掘出的尸体挂于树上。并有诋毁孔子的著作，例如《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传世。
天安门竖孔子像
37年后，总高9.5米的孔子像于2011年1月11日竖立在天安门以东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但是第99天孔子像被悄悄移走，不知去向。外国媒体多认为官方想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标志着中国人对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中国大陆部分左倾网站网民对此事件持反感态度。山村阅读
